西安交大经济与金融学院文启湘教授：追求个人幸福应以“道德一致”为原则
在现代社会中，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它是以“道德一致”为原则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但在各种各样的具体目标背后，一定会有一个终极目标规定着所有目标选择，同时也是所有目标的最后指向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解放自我的同时如何不产生信仰缺失
尼采当年说“上帝死了”之后，人们把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从上帝手中重新拿回，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类从精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回归自身的本真。不过，“上帝死了”之后，新的烦恼也出现了，即人类如何正视自身的精神发展？如何在解放自我的同时不会产生信仰缺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人的快乐、幸福也归属于这一范围。因此，此次会议的主题，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讲，也具有深刻的意义。近年来，杭州市着力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的举措，正好应对了此次会议的主题，也反映了政府在进行城市发展的时候，注意到了改善老百姓的主观幸福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与时俱进又具体可行的做法，值得提倡。
东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朱成全教授：经济学研究中的科学尺度与人文尺度
我认为，学术研究包括科学的尺度与人文的尺度，人文尺度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布坎南、阿玛蒂亚・森、萨缪尔逊在此方面都有论述，比如，萨缪尔逊曾说经济学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经济学”，阿玛蒂亚・森指出，“科学不是最高境界。”我认为，西方经济学更偏重于科学的尺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更偏重于人文的尺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真正的意义是在人文层次。我们在研究经济学时，在方法论层面应该更重视人文层次的研究，让经济学回到其本来就有的人文关怀上来。
中国科学院寒旱所徐中民研究员：关注实证方法在快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我从技术角度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对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了量化，这有助于打开大家的研究思路。正如陈惠雄教授所补充的，环境的不敏感性，是幸福经济学的研究难点，中外调查结果均如此。其原因，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可能是人们对私权的关注更大于公权，对公共产品的不敏感所致。这些都需要学者们从实证角度做出更多努力。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傅红春教授：经济学回归幸福但不能完全否定已有成就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忘记了“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在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也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
浙江财经学院人本经济研究所吴道友副教授：快乐的测度及其模型研究已日趋清晰
快乐或效用的测量曾经一度是经济学中论争的焦点，也是造成国民幸福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来，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快乐测量研究也获得了快速的进展，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快乐测量理论和模型，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型有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陈惠雄的快乐模型与寿命指数理论等，对快乐可测量性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尽管在具体的测量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仍能够以各种方法来设计和完成，快乐模型研究已经筛选出了一些方法，其模型轮廓日趋清晰。
美国圣地亚哥美厦学院宋小川教授：快乐经济学并不否认其研究的政策倾向
研究快乐的经济学家们强调快乐经济学并不单单是对人类情感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是使经济学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和帮助指导公共政策。政府不应过于注重GDP增长，而应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在实质上可以使人民更加快乐和幸福的事情上。比如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改善教育条件、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增加人们的就业安全感和减少犯罪率等等。虽然这些活动不会直接增加人们腰包里的现金，有的还可能耗费巨资，但却可以有效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人民的幸福水平。鉴于GDP测量方法的明显缺欠，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试图找到一种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人们实际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的测量方法。目前较流行的是联合国近年来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该指数不仅包括了人均实际GDP，还考虑到了一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