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不同文明的独立进步，而且还依赖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递、交流和融合。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单一文化，而是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而发展繁荣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发展进步的。草原文化作为成
众所周知，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指导该地区或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内在基因。由于历代草原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北方草原文化结构的开放性，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必然渴求自由与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历史上，北方草原地区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和内部交换形态的单一性直接决定了其必须依赖外贸和战争形式，同其他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碰撞，来促进自身文化系统的全面而稳定地发展。草原文化系统的这一局限和不足，在客观上正是推动其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积极吸收了欧亚大陆地区的诸多文化成分，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纳、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其中，独具特色的游牧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军事战略、规章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等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具体体现，它们构成了既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又与周边诸族群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成一体又呈现开放性特征的民族文化系统结构。
通过对草原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来文明的影子和元素。草原地区的各民族在保持游牧、狩猎文化传统的同时，也积极吸纳中原农耕文化因子和西亚地区的商业文化成分，从而为开放性的草原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草原文化不仅与相邻的中原(儒家)文化和中亚(萨满教)文明相互影响和融合，而且与相距遥远的南亚(印度佛教)文明、西亚(伊斯兰教)文明甚至欧洲古代文明(基督教)，都保持着连绵不绝的联系。不同时期的草原民族政权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对周边地区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均是兼容并蓄的，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全方位的开放性特征。具体而言，草原文化中贯穿的自由开放精神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第一，开放的经济形态。草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及其决策精英们对经济成分的重要性及其多元化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并且先后实施了较为开放的经济政策，从而有效地发挥了北方草原地区的自然特点，促进了经济发展。从历史上看，草原地区出现的不同势力范围的政权组织都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制定并实施了较为灵活的自由开放政策。一方面，他们与中原地区建立了长期的贸易联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加强同中亚和西亚地区的经贸来往。“秦直道”、“茶马古道”、“边境互市”、“草原丝绸之路”的出现，正是这一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尤其是成吉思汗倡导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包含了世界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倾向等内涵，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首肯和认同。
第二，开放的政治策略。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及政权体制的不稳定，历代游牧政权的君主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组建灵活简便的军政合一组织、制定开放的政治策略、重视法律和教育的治理作用等措施，为游牧政权的稳定和不断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虽然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权更替频繁，但是草原地区基本的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始终保持着较稳定的状态。比如自从匈奴以来形成的政体模式、分封形式、宗教信仰、战略战术、组织形式等方面虽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但总的来说仍旧保留了前代的重要影响，许多传统也得以传承。这些制度大部分是根据游牧民族的实际状况创制的制度文化，并为世界各民族制度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开放的意识形态。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较为开放。可以说，历代草原民族以其巨大的容纳力，积极吸纳和引进西域、西藏、中原以及西方的文化，甚至直接接受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相关研究表明，草原民族曾四次引进和吸纳了外来思想文化。一是琐力亚琐特教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思想文化；二是印藏佛教文化；三是景教或伊斯兰教文化；四是中原儒家文化。通过这些开放的文化交流和引进，草原民族不仅接触到了欧亚大陆地区内影响广泛的主要文明形态，而且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改造和补充，最终使这些文化因子逐步转变为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文化开放和交流不仅给草原地区带来了重要变化，而且对一些周边文化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比如，南北两种异质文化的长期相互作用，带来的不只是胡文化的“汉化”，也有汉文化“胡化”的事实。中原地区人民通过胡人从中亚或北亚地区引进了胡服、胡椒、胡萝卜、胡琴、胡饼、胡桃等，在生活方式、语言等方面也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
历代草原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自由开放政策，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他们不仅对草原文化的兼容并蓄能力充满信心，而且主动克服了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即通过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有意引进和筛选，达到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进一步丰富和升级。第二，草原文化能够具备开放性特征，正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强烈的创新思维和开拓进取精神。第三，草原文化的自由开放性精神，既是在主体自我意识基础之上形成的，也是在构建国际化体系过程形成的，更是以一定的交往理论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些前提和基础，历代草原民族绝不可能掌握文化交流的主动性，更不可能制定长期有效的开放政策和谋略。
通过以上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大基本层面对草原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自由开放的显著特征。可以说，草原民族正是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积极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成分，弥补了自身的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使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次地由弱小变强盛，进而挑战其他的文化形态。当然，从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进程来看，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最终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当中，这一复杂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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