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南昌与陈卓然走出公寓，骑车在正午时分的马路上，感觉到了阳光的热烈。他们骑出一长段路，方才说话，陈卓然就提到海鸥这个人。

海鸥是陈卓然继父的病友。陈卓然去医院探望继父，继父的单人病房里坐着一个人，看他头上的白发，陈卓然险些叫出“叔叔”，转过脸，却是个孩子。眼睛亮亮的，是姑娘的眼睛。白皙的皮肤，腮上的红晕，也像姑娘。有一些鸡胸，但并不萎缩，相反，还挺神气，一种顽童的神气。他离开时，陈卓然送他，经过走廊上的一扇窗，他站住脚，伸出手，像要接住什么，然后握起来，收回到脸前，摊开掌，嗅了嗅，说：春天来了！再一撒手，放走了。陈卓然看着他，就像在看魔术师变戏法，不禁笑起来。他却严正道：是春天的气味，油菜花粉漫天漫地。陈卓然又有些悚然。后来，继父出院了，陈卓然还专门去看了他一次，两人就拉了椅子在阳台上坐。陈卓然不觉又一次发现这奇怪的小矮人的魔法。

他指着相邻楼房山墙上的藤萝，问：这叫什么草？陈卓然回答：爬山虎。小矮人进一步问：它怎么能爬这么高不垂落？陈卓然答不上来了。他告诉他说：在它的须上，有吸盘，植物其实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呢，也是植物的一种。那么人呢？陈卓然问：人是植物中的动物，还是动物中的植物？他当然能听出陈卓然调侃的意思，并不以为意，而是正色答道：人是菌类，从动植物的尸体攫取养分。陈卓然又感到森然，止住了话题。

陈卓然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比自己还年长一岁，本来应该上大学了，但从小体弱，患的是肺部的病，不停地休学，续学，再休学，再续学，勉强延续到高中毕业，便中止了学业。他邀请陈卓然去他家玩，还提到他在盆里栽的一棵忍冬，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所以，夏天来了。

海鸥所住的公寓大楼面向大马路，又是在最高层的七楼，可以说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像他这样，大部分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的人，临热闹街市居住有一番好处，就是有看头。楼高风大，他不能到阳台坐，就在落地窗后放把圈椅，铺了毛毯，做他的观景台。从这角度望出去，望不到街底，却可望到对面大片的屋顶，从屋顶上的晒台、老虎天窗，可以窥见人家和生活。他看得很有兴味呢！等朋友来到，他的圈椅掉个头，就好像镜头拉近焦距，将远远的小小的人和物一下子拉到近处，面对面了。陈卓然和南昌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是面向室内的状态，屋里有客人，各坐在椅子和床沿。见他们进来，主人很高兴，说：欢迎，欢迎，也不做介绍，只让他们随便坐。陈卓然坐了屋里仅余的一把空椅子，南昌环顾一下，见床沿坐的是两个女生，便不想与她们去挤，在角落里一张小沙发坐下，一坐几乎就坐到了地上。那沙发早已松了弹簧，所以人都不去坐。没有人注意南昌的窘相，都在热烈地说话，南昌一时没听进去，只听到许多个声音在房间这里那里响。他看看周围，看出家具摆设都很讲究，却也都陈旧了。窗帘是有流苏的，平绒磨秃了，露出织线的经纬，也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还藏着灰尘，略一动它，便扬起来，在日光里飞舞。南昌家也是灰暗的，是简陋的灰暗，这里呢，却有一种华丽，一种褪色的、败损的华丽，似乎更加触目惊心。

南昌发现，在座的几位男生，都有着白皙的肤色。他们身上的白衬衫也格外的白，军裤洗得格外清洁―――他们都穿军裤，宽大的裤口扁扁地盖在鞋面上。不用说，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但是，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当下的时髦。当然，这两样完全可能合而为一，如今，这城市的摩登，就是由他们来担纲的了。他们都说普通话，这也标明了身份。这种普通话，是这城市的干部子弟的语言，一听就听出了来历。南昌渐渐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它音量不大，甚至有些轻，但却是那种具有穿透力的音质，发声松弛，可送到各个角落，使人们不由止了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他念屈原《离骚》的一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然后解释古时的计量单位，一“畹”等于三十亩，而“九”和“百”，在中国语中又都是概数，意思是无限多，所以―――你们想像，遍地兰蕙，何其壮观！南昌在语文课上也学过《离骚》，那些字词在他读来都很拗口，意境也是抽象的，可此时，他却像看见了似的。

从这天起，南昌就成了小老大―――后来，他知道，朋友们都这么叫他，这诨名于他挺合的，他的大名，海鸥，倒是无人提起―――的座上客，认识了小老大客厅里往来的人。陈卓然自己呢，就像把南昌托付给了小老大，不再出现，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南昌的生活里消失。

初中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母亲的态度很明确，阿援和阿明要留上海，其他两个都可以务农。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把儿女安顿好。阿明很快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可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要开往安徽皖南。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走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十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认识的树种，等等。下一封信里，写到水塘里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在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和松鼠、野兔、獾，又介绍离他们最近的市镇名叫梅街，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阿明的世界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而自己却到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他读《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领导安排他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他找出那时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他和陈卓然一样，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醉心于那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也许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他心里怀疑阿明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本意，也不知道这对阿明和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不懂就不懂吧！陈卓然感慨地想，我曾经自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略了些教条；而我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方才摆脱了教条，阿明却与它从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做了以下回答―――

阿明是个小市民。我们总是以鄙夷的表情说这三个字。事实上，小市民是什么？小市民是公民，他们的生存最依赖平等、自由、民主这三项原则。城市这地方，凭着个人独立的奋斗，就可以立足。有没有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破产的耶南一家，什么都没有了，来到巴黎，做什么？教钢琴。他可以不依赖别人生存。

你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靠的是幽默。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他们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可是，他们很有力量，因为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我们所说的小市民，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庸俗”两个字。其实，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市民中的优秀者，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一个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可能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嬗变才可达成。我们身边的阿明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