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周海婴给毛泽东同志写信，建议加强鲁迅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并争取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1981年）将鲁迅全部手稿影印出版。毛泽东同志在信上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随后，根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指示，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组
编辑出版鲁迅全部手稿，是一项极为繁浩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出版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一位作家的手稿全集，当时社里将其列为重点书之一。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而我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手稿全集包括文稿（1903年至1936年10月17日）、书信（1904年至1936年）和日记（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病逝前一天）三部分。考虑到鲁迅著作和日记已出版过不止一种版本，只有书信，除了少数见之于图书报刊外，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加之读者要求比较迫切，社里决定先出版书信部分，也就是说文稿让路，从中间出起。
而在考虑编排体例时，我们不能只限于书信，必须注意手稿全集的总体设计，前后兼顾，既要顾及文稿的完整，又要顾及书信、日记的合理，对于文稿和书信在内容上有交叉的手稿，如何避免重复又合乎逻辑，很是费了一番心思。譬如1927年7月31日，鲁迅致顾颉刚信，同一信有三封手稿，我们针对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将已经寄出给收信人的手稿，收入书信部分，同一天鲁迅致章矛尘信的附件收入，而这封信的原稿（草稿），按鲁迅原编定的文集已见之于《三闲集》，则收入文稿部分。又如，鲁迅致许广平信共七十八封，1932年鲁迅编《两地书》时只收了六十七封半，而且内容有所增删修改并重新抄定。手稿全集不仅将经过鲁迅修改、重新抄定的《两地书》收入文稿部分，而且将书信手稿原件包括未收入《两地书》的十封半信，全部按写信日期依序编入书信部分。上述做法并不是重复，而是保持了文稿和书信的完整，又能相互应证。
编辑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也曾出现一些小插曲。对鲁迅致许广平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十封半信和1911年致张琴孙信，有同志坚持这几封信不能收入，理由是前者有损鲁迅形象，后者是周作人拟稿。我们反复阅读了这些信件，认为致许广平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关爱和思念之情，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趣，这正好反映了鲁迅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反映了鲁迅和许广平以沫相濡的爱情和鲁迅敢于抛开世俗非议，追求生活的崇高思想境界，更能理解真实的鲁迅。致张琴孙信，虽是周作人事迹，署名却是周树人、周建人，且由鲁迅亲笔修改定稿，按原定方案应属收入范围。这封信以《维持小学的意见》为题，曾发表于1912年1月19日《越铎日报》，本应作为书信体文稿收入文稿部分，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时，此文已作为早期书信底稿编入书信部份，而且难以更改了。1934年5月11日鲁迅致王志之信，手稿被剪掉十七个字，后来发现王志之写的《鲁迅印象记》一书的封面图版上有这十七个字，手稿据此得以拼复补齐，而且拼复得天衣无缝。类似情况，不一而足。编委会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使手稿全集的编排更超于完善合理。
《鲁迅手稿全集》收入文稿368篇，书信1388封和全部现存日记手稿。在编辑过程中新发现的书信有59封，其中1904年致蒋抑卮信，即所谓仙台书简，是目前发现的鲁迅最早的一封信。
《鲁迅手稿全集》出版两种版本，一种是宣纸珂罗版彩色套印的线装本，外加函套；一种是彩色胶印的平装本。印刷方面力求保持原貌，线装本一律照原件尺寸影印，限于版面有的作了分录处理，平装本略有缩小。手稿有缘色稿低，红茧行路，特别是书信部分，很多是花信笺，有腊梅、海棠、荷花、牡丹、牵牛花，还有人物、山水等等，炫丽多彩，非常漂亮。为保持手稿原貌，经与文物印刷厂珂罗版车间修版师傅反复商量，决定在胶片上一张一张地修，一个字一个字地修，他们保证决不损失一个字，也决不损害一张花纹图案。珂罗版印刷师傅更是一块版一块版的套色印刷，并且印一张刷一次版，真是尽心尽力，令人感动。经过大家努力，保持了手稿原貌，效果满意。
《鲁迅手稿全集》从编辑到出版，历时十余年，风风雨雨，几度春秋，总算完满出版，实属不易。线装本六函早已出齐，平装本共二十四分册，书信、日记各八分册，也先后出版。唯一令人牵挂的是文稿八个分册，至今还在待命中。鲁迅文稿是鲁迅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杂文、小说、散文、诗歌、专着等，这些作品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治动态息息相关，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极为重要。我作为当年手稿编辑参与者之一，殷切期盼着鲁迅文稿的平装本早日问世，使《鲁迅手稿全集》完美无缺地挺立于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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