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死亡”的预言。现摘发如下:
1997年7月1日午夜刚过,在一个璀
不管结果怎样,香港的未来与中国紧紧相连。一个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极富创业精神,在精神上非常独立。另一个则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让封闭已久的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让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虽然差距很大,但两者互相学习、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互相胁迫。
香港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全球经济重要的驱动器,将中国制造能力的原始力量传送到一个分配消费品的全球体系。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试验,这个试验很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败:在中国境内创造一个自由的、国际化的城市。在从渔村变成现代化都市以来的很短时期内,香港经历了战争、难民潮、瘟疫、旱灾等,反复粉碎灾难预言者的预言,不断重新振作。仅仅在过去10年里,香港就经历了地区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等,这座城市的一连串好运常常看起来即将结束。本刊的姊妹杂志《财富》曾糟糕而错误地预测,香港回归中国会导致其“死亡”。
然而,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在交接前夕,作为香港健康状况关键晴雨表的股市指数处于创纪录的15200点;今天,股市指数已攀升至21000点附近。地产价格(在很多方面是衡量香港成功与否的最好指标)在交接后曾有所下探,在非典后又再次出现了下跌,但现在,香港的地产价格已经高得惊人。现年80岁、退休后留在香港的前布政司钟逸杰说:“在1997年,事情并未戛然而止,而是仍在继续,这就不同寻常。生活在继续。”
应该说,香港一直是一个中国城市。即使是在香港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的156年中,它的非中国人口一直都只占十分微小的比例。与其他殖民地不同,香港从未把那几个位于北大西洋中的潮湿岛屿当成自己的祖国,香港一直都有一个自己的、完美的祖国。
然而,中国香港保持了原来的面貌。香港就是香港,它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邓小平在1984年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确立“一国两制”的原则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明智的北京决策者早就意识到,香港人对中国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如今香港人因属于中国而自豪,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更突出了这种自豪感,但其中也夹杂着谨慎和小心。有许多情感包袱,因此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香港科技大学的戴维・茨威格说:“香港正处于过渡时期,它正进行政治变革的试验,其商界正努力寻找未来,人口统计数据在不断变化,它甚至不知道应该说哪种语言。”要解决何时使用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三种语言都很有用、也很重要)就够难的了。
香港必须审视它的经济前途。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的一部分,几乎保证它会继续保持繁荣。但是内地既是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内地的新港口吸纳走香港的贸易,其低廉的劳动力带走了就业机会,先前是制造业,如今是服务业,随着中国逐渐放宽投资限制,越来越多的公司将绕开香港,选择直接赴内地投资。
因此,香港需要一个经济应急计划。行政长官曾荫权把纽约和伦敦作为香港的基准。他表示,希望香港至少要成为亚洲的首要金融中心。但香港面对来自东京和新加坡的严峻挑战。现在的新加坡已经变成一个全球生物科技中心,对研发投入巨额资金,争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支持,而香港还在依靠着地产和金融服务等传统的财富来源。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说:“我们不能创新。在建立全球性经济研发中心等方面,我们落后了。”
就新的思路而言,香港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经济保持发展,贫富差距仍不断扩大;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空气质量却越来越差;港人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英语水平下降;香港想趁中国发展之机赚钱,同时却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
不过,不要把困惑误认为绝望。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在1997年确实并不知道他们会收回什么,这也是他们要求撤出的英国人保持香港平稳过渡的原因,他们希望继承一种谙熟的东西。中国不期待任何惊喜,一些人相信这仍然是北京现在的态度。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说:“别惹出金融风波,别惹出政治风波,别惹出社会风波,总之,别出乱子。”
这样的评估多少还停留在回归前的思维,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善于处世。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地方的发展是静态的。如果有,那才是金融、政治、社会问题聚积的时候,才会真正有麻烦。中国内地和香港都在前进,只是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以平行、融合还是冲撞的方式前进。
香港是一个搏动的生命体,由世界上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组成。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身份危机与否,香港明白,在这样一个幸运时刻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真的是太走运了!此时此刻,中国内地正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可以给予香港――这个混血的、有点外国风情的孩子可能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机会。经济学家奥瑞尔说:“我看不出香港人有什么理由要感到悲观。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不受中国规则的限制。还有比这更好的吗?”的确,如果你才10岁,眼前却摆着整个世界,那是怎样一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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