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黎介寿、黎磊石同在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兄弟俩虽已耄耋之年,仍孜孜以求,集医、教、研任务于一身,奋力书写着他们的大爱人生。
一个勇破禁区,一个亲口尝毒,掀开医史新一页
院士兄弟性格迥异,哥哥黎介寿温厚儒雅,弟弟黎磊石秉性刚烈,一个专攻外科,一个钟情于内科,但他们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如出一辙。
20年前,肾、肝、心、肺、胰等器官移植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世界上尚无小肠移植成功先例。由于小肠内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与细菌,移植手术面临排斥反应和感染两大难题。
科学研究举步维艰。1992年2月14日,经过19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努力,黎介寿终于在亚洲首次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这位被研究所人员亲切地称为“猪爷爷”的68岁的老人,终于结束了4年多与猪“相依为命”的日子。
大动物小肠移植的成功,为黎介寿进行人体小肠移植奠定了基础。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他完成了动物实验向临床的过渡。1994年3月12日,他主刀为一名患短肠综合症的病人移植250厘米的异体小肠。
手术持续了整整11个小时,终于获得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此后一次次的成功激励着黎介寿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从而把我国的器官移植推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肾脏病研究起步较晚,30年前几乎是空白,慢性肾脏病在我国被列为10大死亡病因之一。1978年春天,黎磊石52岁,开始专攻肾脏病防治。俗话说:人过中年不学艺。黎磊石从事了20多年热带病和血吸虫病研究,并已拥有权威地位,却要涉猎肾脏病临床研究这个全新的领域,这在当时令人难以理解。黎磊石一语道出心声:“患者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要为祖国填补肾脏病研究的空白,为肾脏病患者赢得生存的权利。”
雷公藤是一种没有被载入《本草纲目》的草本植物,民间多用于杀虫,但黎磊石发现有一位用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痛的病人,治疗前存在的合并严重蛋白尿症突然消失了。敏锐的科学头脑和多年临床的科学积累,使他没有放过这一现象。他开展一系列动物实验、临床观察和相关研究,证实了雷公藤是一种具有独特免疫抑制功效的药物。他不避危险,亲口尝毒,终于掌握雷公藤对治疗肾脏病既有效又安全的剂量,使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掀开新的一页,并走上了国际舞台。
黎磊石奋力拼搏,努力创新,已经填补了6项肾脏病领域的国际空白,使我国的肾脏病研究和治疗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2003年6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7000人参加的第17届国际肾脏病大会上,他被授予国际肾脏病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称号。
把年轻人推向前台
兄弟院士为培养人才呕心沥血,甘为年轻人当“垫脚石”。一些复杂、高难度手术,黎介寿常常让学生主刀,他来把关;接到学术会议邀请,他尽量让弟子们去参加;约他写的书稿,他让年轻人领衔;他把研究所学科发展细化为肠外瘘、肠移植等12个治疗组,按每个学生的特点设计发展方向,量才适用,把一大批年轻人推向前台,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干成事。
黎介寿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读书、看报、上网,及时了解世界医学前沿信息,把握医学研究方向,所以他给每个学生的论文开题和科研选题,都具有前瞻性。年轻博士江志伟,一心想着多做手术,将来成为“一把刀”。黎介寿却让他进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方面的临床研究。刚开始,江志伟有些想法,经过黎介寿多次谈心鼓励,他安了心。如今,他在肿瘤晚期患者的营养支持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回想当初,江志伟感慨地说:“黎院士真是用心良苦,在他身边工作,我们大有作为。”
黎磊石竭尽全力培养年轻人,即使是患癌症骨转移需要做颈椎手术时,还要反复要求医生:“如果手术后我的脖子不能动了,请给它一个合适的体位,好让我还能给学生讲讲课。”他倡导立足自我、自主培养适合学科发展的高层次人才,研究所所训的第一条就是“不崇洋”。肾脏科刚刚成立时,没有医学院的大学本科生,黎磊石推行“就地取材,因人施教”的做法,在医院开了几届短训班,结合医疗实践培养人才。当时的短训班在一座小桥的北面,被戏称为“桥北大学”。虽然设施简陋,但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一流人才,有些已成为从事肾脏病专业研究的学科带头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专家。
刘志红院士是黎磊石的得意弟子之一,老师的无私帮助使刘志红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多的成功与喜悦。2003年12月,刘志红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黎磊石闻讯欣慰地对她说:“祝贺你,也祝贺我们研究所,你的当选标志着科学精神的传承和肾脏病事业的延续和光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黎介寿、黎磊石培养了一大批像刘志红、李宁这样的杰出医学人才,从两个研究所走出了320多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硕士,有的还承担了国家“973计划”、“985工程”、“863课题”的研究。
临危受命,奔赴一线
从医半个多世纪,兄弟院士对患者满怀深情,病人在他们心里永远是第一位。
黎介寿至今提起20年前那个没能救活的肠瘘女孩,仍伤心不已。
治疗肠瘘患者是一份既脏又累又臭的工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黎介寿经常不分昼夜守在病人床边,收集肠液反复与食物匀浆混合后再从瘘管处回填,并收集粪便样本待检。有一次,他为一个复杂肠瘘患者检查,病人肠液粪便外溢,一同查房的医生差点呕吐。护士掩着鼻子递给黎介寿手套和口罩,他不要,说:“你不闻闻这种气味,你就不可能清楚感染的情况,你戴着手套,就不能拉近与病人和家属的距离。”
有个年轻医生在门诊时,无意中对他的病人说,你的病情况很不好,大概五年后就会转成尿毒症。患者一听吓懵了,继而号啕大哭。黎磊石得知后,找那位医生,耐心交流,说得年轻人茅塞顿开:“尽管你说的是实情,是科学,但病人可不这样想。你这样说,就相当于判了他死刑。作为医生,应讲究语言表达的技巧。”
处于昏迷状态下的重症病人,术后经常因剧烈疼痛而手脚乱动,极易拉扯输液管。护理人员迫不得已,用绷带将病人手脚绑起来,有的病人手脚都被勒紫了。黎介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样病人怎么受得了啊!”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好,终于发明一种适合重症患者术后专用的“约束带”,已在不少医院推广。
一位身患肺癌、肺气肿,具有高致病、高传染性的老将军突然窒息,黎介寿口对口为他吸痰,病人转危为安,但黎介寿的咽部却发生严重感染。看到的人不禁问:“他的病传染性那么强,难道你不知道后果吗?”黎介寿说:“我很清楚,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感染一下就能救一个病人,这很值,我愿意。”
军队是兄弟院士成就事业的沃土,战士是他们永远服务的对象。为了官兵的健康,黎介寿、黎磊石曾多次临危受命,奔赴一线。
有一年,驻舟山某海防部队大面积流行热带病、丝虫病和血吸虫病。第86医院组建了热带病科,急需人才。黎磊石毫不犹豫,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担当起科主任的重任。他每天头戴草帽,身背药箱,带着防治小组跋山涉水,深入高发病的部队,给战士验血、做试验,到便坑里收集大便标本,一天要做上百份。那些日子,热带病科实验室的架子上全是粪便标本。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曾戏称他是“粪便里‘淘金子’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