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编纂《康熙字典》历史人物浮雕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一行在山西省晋城市皇城
村参加《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期间，考察了“全国十佳小康村”之一的皇城村。图为许嘉璐（左二）和皇城村党总支书记张家胜等同志一起观看该村清朝《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等历史人物的大型浮雕。杨振敏摄
尽管谁都离不开字典，但由于编纂字典辞书不受重视，我国纯粹搞辞书编纂工作的职业化队伍仅有几十人，甚至出现了编纂字典辞书不算成果、不能评职称的现象，这与我们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实在不相符。日前在山西召开的《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上，记者针对这一迫切问题做了专访，现将专家观点刊出。――编者
大力弘扬辞书文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许嘉璐对记者说：字典辞书是社会个体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桥梁与工具，是民族、人类的文化载体。所以，对字典辞书的定义不光要看到其在帮助人们认识字、看懂书、长知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还应该引入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念再度审视，提高对字典辞书的认识。
编纂字典辞书，是对语言文字认知的标准与规范，是对人类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记录，其意义不容忽视。然而，客观存在的问题却制约了我国字典辞书编纂的发展。首先是缺少以编纂字典辞书为职业，并具备编纂字典辞书能力的专业人员。编纂字典辞书是一项“能者不为，不能者不能为”的工作。目前，社会上对字典辞书编纂意义普遍认知度不够，这与现行的体制、机制问题密切相关。我们呼唤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状态下，有更多的专业人士能耐得住寂寞，不被金钱所惑，真正为文化的延续坚守信仰，做出能流传千古的成绩。
我们对字典辞书学的理论研究不够，编写字典辞书仍然凭借的是经验主义，造成市场上刊行的字典辞书良莠不齐，需要系统、有说服力、从实践当中来的理论加以指导。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正在走向世界，世界各国各行各业、不同语种不同民族种族，需要中华民族提供符合多元需求的字典。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突破，我们编出的字典就不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群接受。到二十一世纪，词典辞书学不仅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应形成独立的学科。
再就是字典辞书的编纂技术、手段落后。面对浩如烟海、庞繁芜杂的基础性材料，仅靠人脑或者传统的“卡片”法，恐怕不能实现字典辞书编纂完整、准确的要求。我们的研究以及编纂工作应该引进更多现代化的手段，以期在更多的方面实现自动化。
编纂辞书工作要职业化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认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辞书编纂都是临时性队伍。开始编时组织一个队伍，编完后队伍就作鸟兽散了，没有一支比较稳定的队伍。真正要说稳定的队伍呢，商务印书馆有个《辞源》的队伍还在，但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上海有个《辞海》的队伍还在；成都《汉语大字典》编完之后，有个编纂处，但是人员差不多都走了。
我在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时，对整个字典的工作都进行了研究，写了读书笔记，那16年，我每一年有一本日记。《字典》编完后，我就把它们做了些全面的整理，写了一本《字典论》。这本书现在辞书学界还被很多人认可。
辞书修订工作就像修路的养护工一样，修路的养护工作是任何时候不能停顿的。辞书编纂后，如果有修订工作，那就要有编纂队伍，不断编写、修订，不断收集资料，准备修订；但我们现在机构不是很健全。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都有编纂修订机构在工作。而我们呢，就出版社几个人在那留守，像看房子一样，可一旦有了问题，要修订啊，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编纂辞书要高标准
商务印书馆编审、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克勤分析：编辞书不像写文章，因为辞书是典，字典、词典。什么叫典呢？就是典范，供别人查的，够得上典才能称为词典、字典。够不上典，就是滥竽充数。怎样才能称得上典呢？第一，要组织一个好的班子；第二，要有一个好的方案；第三，要有丰富的资料。尤其重要的是第一条，如果没有好的班子，词典就编不好。以汉语方面的词典来说，参加编纂的人员一定要中文系毕业，应该比较精通汉语，最好再懂几门外语，知识面要宽、广，要勤奋好学、触类旁通，要坐得住。
编辞书要有个好方案。这本辞书要解决什么问题，读者对象是谁，应有什么内容，搜集哪些材料？都要有规划、方案。某大学要编异体字字典，搞了个方案，标注异体字，又注音、释义、举例；但一看，觉得不行。异体字字典应解决异体字问题，比如“人”字的异体字问题，“人”字有哪几种写法。
没有资料就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仅有班子、方案，没有资料，怎么编呢？只有抄了，摆一大溜儿词典，东抄西抄，我为什么说好的字典不多呢，大部分都是抄的。有的索性把别人资料全部拿来，自己手上一张卡片没有，电脑里，一条资料没有。
让“无声的老师”也数字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朱瑞平告诉记者：辞书是知识的总汇、“无声的老师”。就当前辞书市场产品种类繁多等问题，编纂和辞书学研究领域有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观念要转变。过去，我们也曾倾全国之力编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那么现在的体制下，谁来投资？谁愿意投资后数年不见经济效益，谁能甘坐这些年的冷板凳？看来，只有大家转变观念，才能带来整个辞书编纂与出版情况的转变。目前国内辞书市场除了部分比较有影响的辞书外，很多产品质量低下，究其原因，我想一是辞书编纂、出版领域存在着急功近利甚至粗制滥造的风气，二是一般辞书项目投入少，甚至基本没有前期资金的投入，很多必须做的前期研究与准备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二者相因，必然催生一批质量不高的产品。反观英、美、法等国，学术辞典编纂工作，一般由大学、政府机构、基金会和个人捐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英、美等国辞书编纂历史只有区区数百年，但其成就却举世瞩目。
理论研究要加强。中国有着悠久的辞书编纂历史，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利用。我们的辞书编纂工作将因“营养不良”而缺乏特色、缺少创新。目前全球“汉语热”不断升温，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学习词典的编纂已有相当长历史，外国同行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也形成了一整套理论，我们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够，值得借鉴。
重视人才培养。我国的辞书市场巨大，庞大而复杂的读者群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字典辞书。复合型辞书编纂与研究人才的培养就成了当务之急。目前，我们有一批尚健在的经验丰富的老一辈辞书研究与编纂者，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同道，但是我们更需要一批既熟谙中国辞书传统、又精通西方辞书学理论，既精研汉语本体、又熟练掌握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一代编纂者与研究者组成的专业队伍。
“手段”要现代化。辞书编纂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信息时代如果还仅依赖“卡片”式的原始手工操作，很难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同需求。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人们从几十年前就开始重视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他们使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语料库，从选词立目、释义信息、例句自动提取到运用数据库技术进行统稿，这些先进的手段不但使辞书的编纂速度成倍加快，也使辞书的质量大幅提高。
和国外的同行相比，我们的语料库建设的时间还不长，辞书编纂数字化系统的研制起步也不久，许多关键方面与编纂工作的实际需求还有相当距离。我一直有个奢望，那就是依托超大型语料库，编一部汉语全景描写词典。但没有现代化手段，编纂这样的全景描写词典几乎是不可能的。
编一部《汉语历时大词典》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郭锡良提出：我们要完成上世纪20年代黎锦熙先生提出编写“汉语历时大词典”的目标，应在国家规划下成立这样一个机构，长期编一部符合汉语、符合中国的，像牛津词典的汉语历时大词典；并且水平要高、质量要高，像英语的牛津大词典那样。前些年词典热很是热了一段时间，出了很多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抄来抄去，钱赚了，词典的水平却没提高。我们必须培养一批人，起码30人，培养的人有四个条件：明音韵、通训诂、识语法、懂理论。懂理论包括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理论，也要懂得西方理论。北师大正在培养研究生，我希望能坚持下去。我们训诂学会的朋友过多地注意了传统的训诂，如果仅停留在传统训诂的框架内，我们就会被人家说是保守。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辞书学专业代晓晔、吴满蓉、汤莉娜协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