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之《小说二集》
他打开名家心扉的秘诀在于,他每一次的约稿征程,都怀
揣着一个不同流俗的选题构想和编辑方案,其中浸透出来的文化意义和出版价值,也一定让作者感同身受,自觉自愿地围绕着编辑者预先设计的出版主题,进行编著译述,通过众人积薪的方式,铸就出个人力量无法单独完成的文化品格。《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正可作如是观。
赵家璧(1908-1997),上海市松江县人,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1990年11月,当他以最高票数获此项中国出版界顶尖级大奖时,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了。这项名至实归的荣誉,对于早就名布编坛的赵家璧来说,确显得有点姗姗来迟。然而,我们似乎也不必为他抱屈,因为,他有足够的高龄使他终于有机会等到了这份后设的大奖;更因为,经他组织出版的一本本著作,在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载沉载浮之后,许多至今仍被钉牢在“保留书目”的再版名单中。“书比人长寿”――他晚年回忆出版往事时,曾自豪地以此作为他一本著作的书名。这,也许比任何名目的奖励,对他来说,都要来得分量重。我们理解赵家璧,理解他编辑人执著的一生,正可以从这五个字上去回味与咀嚼。
古人云:三十而立。赵家璧1934年开始酝酿编辑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时,才不过二十六七岁。而此前,他经手编定的80余种“一角丛书”、45种“良友文学丛书”、和兼收小说、传记、散文、文艺理论等各种专集的“良友文库”等,已相继推出,且个个出手不凡。特别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煌煌十大巨册,分别约请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周作人、洪深、朱自清、郑伯奇、阿英等大家分卷编选,蔡元培作总序,第一次对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前十年的历史面貌,进行了系统总结,在文学史上具有集大成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所开创的全新编辑体例――全卷有总序,分卷有导言,理论与史料结合的编辑方式,被后人称为“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是“在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应该说,少年老成的赵家璧在不到而立之年,就已经立起了他编辑人生的坚固基石。他所供职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使原来基本上较为单一的画报画册出版,拓展到文艺图书新领域,并为出版界所瞩目。出版因人而兴。一个出版机构特色优势的形成,往往赖之于编辑者的编辑喜好及能量发挥。赵家璧之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个案。
考察赵家璧的编辑思路,要之有两点,一是走丛书路线,二是攻名家策略。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成龙配套集为丛书者,所在多有,而像赵家璧那样一开始就有明确的丛书编辑目标,从而形成鲜明特色的并不太多。稍有一点出版知识的人,都不会怀疑名家书稿的读者号召力和巨大市场效应,无不巴望获得多多出版的机会,但能像赵家璧那样组织得阵容庞大甚至于显得奢华的,则十分鲜见。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几套大书编下来之后,进入赵家璧实际作者名单的就有蔡元培、鲁迅、胡适、茅盾、郑振铎、郁达夫、阿英、周作人、洪深、朱自清、郑伯奇、老舍、巴金、丁玲、叶圣陶、施蛰存、沈从文、张天翼、丰子恺、凌叔华、沈起予、徐志摩、朱光潜、谢冰莹、俞平伯、王统照、杜衡、陈铨、林伯修、何思敬、周扬、夏衍、林克多、赵铭彝、钱亦石、欧阳山、袁殊等几十位一流著作高手。各路文坛骁将都纷纷把书稿交给一个当时既无大的资历又没有什么名望的年轻编辑,这样的编创关系,确实非同寻常,耐人寻味。
好在赵家璧晚年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个人出版回忆录,给我们提供了可供详细解读的史料。特别是1984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的《编辑忆旧》一书,以他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期间的编辑活动为半径,并向外扩展,叙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想。从赵家璧的夫子自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编辑体现出来的可贵素质――他虽然是那么的年轻,但他入道之初,就对作者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识,“必须大胆地冲向社会,向具有影响的作家组稿,得不到作家的支持,编辑将束手无策,一事无成”。他当初是借力于同乡施蛰存的人脉资源,又曾仰仗于同事郑伯奇的搭桥铺路,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无孔不入的闯劲,步步为营,结珠成串,终于在自己周围网结了一群庞大的高质量作者队伍。
他虽然与人交往以诚相待,但却愿意揣摩组稿对象的心理,讲究策略,工于方法,多的是对通常人情世故的尊重与谙熟,少的是一般年轻人的草率与孟浪。对于熟悉的作者,他直截了当,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讨教选题,不失时机地请他们引荐作者。对于功高名盛的大家,他谨慎持重。如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他有心请鲁迅分编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小说作品集,但让鲁迅来编“杂牌军”,他心中没有把握,惶恐不安。此前他虽与鲁迅相识,但在专程约稿时,还是拉上了鲁迅信任的郑伯奇同去。商谈时,他先阐述编辑计划,在鲁迅对其他已定的编选者无疑义的情况下,最终提出恳求,使鲁迅“当场就答应了”。后来,他又在郑伯奇的建议下,将先拟称的小说甲集、乙集、丙集,改称为一集、二集、三集,因为甲乙丙,在语意中容易产生等级的联想,而一二三,则更多地是表示着顺序的先后,而且,特别将鲁迅编的小说丙集,调改为小说二集,使其无殿后之感。用心之细密,可见一斑。
他虽然是“主编大人”,却是那么的勤快,真正像一个麻利的服务生,“拿出为作者服务到底的精神,多管一些事”。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选题萌芽之初,他就充分考虑到了相关史料“还得靠我们自己去搜集,然后供应给编选者”。朱自清在《导言》中就多次提及赵家璧为其搜集、函寄资料,且其中不少是人所未见的。即便作者遇上了写作外的问题,他亦力所能及地为其排忧解难。他从不偷懒地以为,组完稿子就已经万事大吉,而是全程跟踪作者的写作进度,保持与作者的通讯联络,有时甚至催逼作者交稿。“由于编辑的情辞恳切,打动了作家的心,作者就下了赶快写的决心。”在他编的“良友文学丛书”中,老舍的《离婚》、茅盾的《烟云集》、叶圣陶的《四三集》、郁达夫的《闲书》等书稿,都是他催逼出来的。
他虽然受雇于公司,有责任为书店老板谋求更多商业利润,但他亦同样时时替作者谋划,为作者争取更多的稿费利益。当时上海出版界采用两种付酬方式:一为一次性版权买断,按字计酬;一为版税制,按实销册数的百分比支付,通常是10%或15%。他考虑到名家作品易于畅销,因而往往采用后一种付酬方式,使作者可以在作品多销的情况下有所多得。《中国新文学大系》因为体例上是作品选编,不便于用版税制方式操作,他则为各位编选者争取到了高标准的稿酬和编辑费,连鲁迅也给人写信说:“此书约编辑十人,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花钱不可谓不多。”
但这些都还称不上是他猎获名家书稿的最重量级武器。他打开名家心扉的秘诀在于,每一次约稿都怀揣着一个不同流俗的选题构想和编辑方案,其中浸透出来的文化意义和出版价值,也一定让作者感同身受,自觉自愿地围绕着编辑者预先设计的出版主题,进行编著译述,通过众人积薪的方式,铸就出个人力量无法单独完成的文化品格。《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正可作如是观。有论者说,“《大系》出版工程的文化价值和宏大气度才是赵家璧能‘邀约能手’的事业基础”。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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