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人曲解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称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抛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修改了《共产党宣言》的“旧策略”，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承担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恩格斯晚年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各国共产党人“都从年老的恩格斯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中得到教益”。（《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88页、96页）。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无可辩驳地证明，他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和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
恩格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将生产资料所有制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本问题”，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第307页、286页、293页]。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这一信念。1893年6月，他在接受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以下简称《全集》）第22卷第633页]1894年11月，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再次强调，“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并建议在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中加上“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490―491页）。
恩格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尖锐地批评德国党内存在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指出：“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选集》第4卷第411页）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选集》第4卷第412页）恩格斯不仅批判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观点，而且还鲜明地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选集》第4卷第412页）。他在1891年3月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也明确指出：“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
恩格斯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他在1894年1月撰写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重申：“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恩格斯晚年不仅始终如一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与时俱进地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新的斗争策略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根据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提出了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新思考。他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选集》第4卷第512―513页）。由于斗争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选集》第4卷第517―518页）。为了夺取最后胜利，首先要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使群众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怎样进行斗争，自觉自愿地参加战斗。恩格斯高度评价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和议会讲坛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积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包括资产阶级用来实施其统治的一些法规和机构，来同资产阶级进行韧性的、巧妙的斗争。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证明，普选权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通过卓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选集》第4卷第516―517页）。
鉴于有人严重曲解恩格斯的上述新策略思想，所以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
第一，恩格斯根本没有一厢情愿地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恰恰相反，他始终强调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辩证思维和基本方针。由于当时德国政府正力图在国会通过针对社会党人的《防止政变法草案》，所以恩格斯在《导言》中没有直接论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只限于探讨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策略。但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强调，“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选集》第4卷第522页），并且警告统治阶级：“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选集》第4卷第525页）。在《导言》公开发表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国会正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为由，要求恩格斯把一些使他们感到“担忧”的词句删去。恩格斯对他们的合法主义思想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他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全集》第39卷第401页）
第二，恩格斯虽然肯定了普选权在工人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并没有把议会斗争当作唯一手段，更谈不上期望当时仍处于半专制统治下的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1892年2月他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写道：“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全集》第22卷第327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党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选集》第4卷第522页），也就是说，党可以把普选权看作一种积蓄革命力量、逐步扩大阵地的手段。他主张把议会斗争、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并一再强调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他在1895年4月3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全集》第39卷第436页）恩格斯关于革命策略的这些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第三，利用普选权的策略是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未来决战作准备的。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革命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选集》第4卷第523页）。这里所说的“决战”，就是指无产阶级最终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定，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的根本宗旨和策略原则，而且进一步引导工人阶级政党分析研究新情况，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用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斗争形式、斗争手段来丰富和发展党的斗争策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事实证明，恩格斯始终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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