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金兴北路小学的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农民子女在实验室做实验。照片来源：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
塑胶操场、碧绿的草坪、室内体育馆、多媒体教学
“伴随学校条件的不断改善，我们也创造了许多学校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拿国家级教育科研奖、第一次上国家级公开课、孩子第一次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武顺街小学校长胡文涛感慨万端。
成都市武侯区将12所城区小学与12所农村小学实施一对一的“捆绑发展”，实行“两个法人单位、一个法定代表人，一套领导班子、独立核算、独立核编”的办法进行统一管理，打破城乡教育分开管理旧模式，致力于通过融合发展破解城乡教育不均的难题。武侯区推行此项改革四年来，改善了农村薄弱学校的硬件和软件，提升了区域教育的城市化水平，探索出了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武侯模式”。
由“一帮一”到“一担二”
为了确保城乡学校拥有同等的待遇和资源，武侯区将区内原属四个乡镇管理的18所乡村中小学划归到区教育局直管，在四川省区县中第一个告别了农村教育。将农村学校划归教育局统一管理，这项政策看似简单，却打破了多年以来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同样一个管理平台上发展，完成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第一步。
在城乡学校统一的管理平台基础上，武侯区将12所城郊小学与城区12所品牌小学结对、联体，实行捆绑式发展，并确定了捆绑的原则：硬件和软件都只能由城市流向农村，农村学校的资金和人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融合利用两所学校的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
自此，包括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成都市棕北小学在内的12所知名城区小学与农村小学联成了一体，12所城区小学的校长，分别成为相应的“捆绑学校”校长，原12所农村小学校长成为副校长，城乡两所学校在管理和教学上实现充分融合。城乡小学不再是“一帮一”的帮扶关系，而是变成了“一担二”融为一体、共同发展的关系。
“文化浸润”改变的不仅是教学条件
改革伊始，就有人担心通过行政手段将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捆绑”，并施以考核压力，固然可以迅速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但这样的“捆绑”式发展会不会拉高就低、削峰平谷，最终只能实现“平均”发展。
“将城郊学校收归直管后，我们改革了原有的投入机制，在保证各种教育经费按政策收足拨够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城郊学校的资金支持力度。”武侯区教育局局长雷福民说。
统计显示，在农村学校收归区教育局直管之前，武侯区的乡、镇每年对学校的资金投入约470万元，收归后，全区对原属乡、镇管理的18所中小学投资近8000万元。截至2006年，城郊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从2003年的1186元提高到了2426元，增长104.55％；生均公用经费从2003年的574元提高到了834元，增长45.3％。
实施“捆绑”式发展策略后，农村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了改善，而且，该区通过派教研员到村小蹲点包干、派校长助理到村小协助管理、城乡教师互派以及远程教育对接等方式，也促进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经常性交流。
雷福民认为，城乡学校“捆绑”式发展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以制度化的方式确保了城乡学校拥有共同的领导团队，并通过统一的领导，促进了城乡教师实质性的交流和学习，从而推动校园文化的深层变革。
金兴北路小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村小学，但走进这所“捆绑”发展后的农村小学，记者却发现，不仅塑胶跑道操场、自然实验室等让人看不出农村小学的样子，而且，这里的城区孩子跟农村孩子在一起做游戏、表演节目，一样的积极、活泼和开朗。
“报名的时候，我跟妈妈一起看了两所城区的学校，结果，没有什么差别，在这儿上还要离家近一些。”武侯区实验中学一年级学生刘旭说。刘旭和在武侯区就读的其他3万多名学生一样，都是从四川各地来成都经商务工的农民的孩子。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
依靠制度破解农村教育发展滞后难题
教育的公平性不仅要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还应该让城市和农村的孩子都享受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差，除了硬件设施跟不上外，管理和师资的不足也是重要因素。
为破解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难题，过去很多地区都曾采取过城乡学校“手拉手”、送课下乡、城乡教师交流等形式，力求以城市教育带动农村教育发展。“这些措施缺乏长效制约机制，资源整合力度小，许多活动常常停留在表面或者流于形式，就总体而言收效并不大。”雷福民说。
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实现教育公平离不开投入和帮扶，这些工作虽然可以迅速改善农村教育的硬件设施，但还远远不够，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
武侯区在考评制度上不仅将捆绑在一起的两所学校放在一起，而且重点考评农村学校的发展情况。这样，通过考评一体化这样一个杠杆，农村学校和城区学校变成了“一家人”，是好是坏，校长的责任都不可推卸，“农村学校也是自己的学校，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就得负责到底。”金兴北路小学校长李国湖说。
“推进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实现教育均衡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道德、觉悟等支撑的‘义务’，更是机制建设外在施加的‘责任’。”雷福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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