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此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主题发言，本刊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至今已经十五年了，我们在这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聆听诸位的指教，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北大国
从事和推动跨学科研究，是我们一贯的工作重点。我们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中华文明之光》、《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召开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特别是我们邀请校内文、史、哲、考古、东方语言文化等系科36位学者参加，用了六年时间撰写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四卷本，都证明了这一点。
《国学研究》从创刊之日起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并在1993年引起一场关于“国学热”的讨论，《国学研究》的出版被认为是国学兴起的标志。目前社会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国学热，大众对国学的热情给我们以鼓舞，更坚定了我们从事国学研究的信心。我们从事国学研究，乃是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根。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必须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根，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国学研究，我们深感责任之重大与紧迫。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国学研究是严肃的学术工作，不可满足于泛泛的议论，也不可追求热闹，而应沉潜下来，认真钻研，将切实的成果贡献给社会。
我在十几年前就说过，对待国学应当抱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的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不是抱残守缺，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抱残守缺和全盘西化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社会上对国学冷也好，热也好，我们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从事学术的研究，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高度注意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致力于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人民。我们撰写的《中华文明史》正在由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昭明文选》的康达维教授组织美国的学者翻译成英文，今年有望完成第一卷。此书将交由欧美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还准备将《中华文明史》改编为两卷本的适合大学生的教材。当然，我们也不会放松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要为他们的学习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的《国学研究》集刊也将继续编辑出版。这些工作都迫切需要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一切关心北大国学研究院的人士。正是由于大家的爱护、栽培和扶持，这个虚体性的研究机构才有了今天的成绩和影响。我要感谢发起建立国学研究院的北大前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同志和北大党委原副书记郝斌同志，感谢给与我们资助的南怀瑾先生、金庸先生、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中坤集团及其董事长黄怒波先生。感谢研究院的导师们、《国学研究》集刊的编委们和作者们。感谢所有参加拍摄《中华文明之光》的老师们，其中有些老师如张岱年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周一良先生、冯钟芸先生、何芳川先生、林焘先生、朱伯先生等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留在电视片中的音容笑貌已成为极其宝贵的资料。
（图片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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