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克勒在“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完成劳工赔偿庆祝仪式上，出示基
金会最终报告――《责任与道义》。
2007年6月12日，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在柏林总统府举行仪式,宣布历时7年的对二战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工作正式结束。基金会共向100多个国家的166.5万名前纳粹强制劳工支付了43.7亿欧元的赔偿金。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忏悔和谢罪，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评论认为，德国政府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其在战争赔偿、战争纪念和历史教育等实际问题上也显示了极大的诚意。但事实上，这种诚意除了德国人对自己过去的反思，更多的是在外界的压力下形成的。在向纳粹强制劳工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人经历了抵制、屈服到自觉的过程。
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战争赔款和纳粹受害者的个人赔偿达上千亿马克，然而在对待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上却有很大抵触情绪。纳粹劳工是指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强征为劳工，从事奴役性劳动的受害者。据德国官方统计，这批劳工总数约为1200万人。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在冷战时期处于严重对立，纳粹劳工赔偿问题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上世纪90年代，一些纳粹劳工中的幸存者向德国有关方面提出了赔偿要求，但由于他们的声音小、影响弱而未引起重视。
1999年上千名波兰纳粹劳工向波恩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德累斯顿银行、西门子、宝马、奔驰、克虏伯、德国铁路公司等德国企业在二战期间剥削压榨外国劳工，并向纳粹战争机器供应战争物资，从中牟取暴利。但这些德国大企业寻找各种借口，极力推卸责任。他们强调，纳粹劳工是由纳粹德国政府组织策划的，不是企业行为，这笔账不能算在企业身上。而德国政府也推托说，纳粹劳工都在德国私营企业工作，受害人不应起诉德国政府。德国政府和企业界最初的态度在受害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因而发起了规模更大的诉讼行动。特别是纳粹劳工案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团体诉讼律师收集了60多起二战期间强制劳工的案件，并威胁说，如果德国不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他们将诉诸法律，届时德国赔偿的数额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还要面临美国的贸易制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也亲自出面，呼吁德国尽快着手解决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但当时德国的态度也很坚决，他们强调，几十年来德国已经认真履行了赔偿义务，向受害国及受害者个人支付了巨额赔偿。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曾表示，“如果你认为我会把国库大门再打开一次，那么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1999年德国社民党与绿党在大选中获胜。此届政府成立不久开始重新关注这个令人棘手的话题。总理施罗德当选后立即访问美国，他与克林顿把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提高到两国政府的层面上来。施罗德后来曾提到，“这要归结于我与克林顿良好的个人关系。我很难想像，如果是现在的布什，我们还能否达成协议”。
这时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对赔偿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德国一些大企业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德国在海外的投资将受到巨大阻碍，其战后树立起来的国际形象也将严重受损。2000年8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赔偿基金法案”，并成立了“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负责具体赔偿事宜。
艰难的谈判历程
1999年9月，德国前劳工部长拉姆斯多夫与美国、以色列、东欧5国及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在美国开始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双方在赔偿数额、分配原则等问题上分歧很大，谈判拖延了半年之久。本报当时驻华盛顿记者的报道提到，德国提出赔偿基金的数额为17亿美元，且只有一半用于赔偿幸存的纳粹劳工，每个人能得到约300美元的赔偿。而受害方代表提出200亿美元的赔偿数目，这样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经过多次磋商后，1999年12月，德国和美国代表在华盛顿重开谈判，德政府和企业界提出赔偿100亿马克，但谈判各方在纳粹时期保险索赔、赔偿基金如何分配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分歧，谈判不得不拖到了21世纪。
2000年3月8日，德国、美国、以色列、东欧5国再次在美国举行谈判，各方代表的分歧仍集中在赔偿基金的分配问题上。德国、以色列和犹太人大会坚持只将80亿马克用于纳粹劳工的赔偿。而白俄罗斯、捷克、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东欧5国要求将100亿马克中的90亿用于纳粹劳工的赔偿，至于建立教育基金和犹太人财产赔偿基金最多只能占10％，也就是10亿马克。这一方案又遭到美国犹太人的反对。最后，经过各国索赔方代表长时间的“据理力争”，赔偿分配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结果。
谁能拿到赔偿金
2000年9月“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正式开始启动赔偿具体工作。基金会要求所有索赔人在16个月内向所在国相应机构提出索赔申请，申请人必须提供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强征为劳工、从事奴役性劳动的证明材料。德国科隆市有一座纳粹历史档案馆，这里珍藏了所有二战时期的各种档案资料，只要受害者的名字、照片出现在某个档案中，就可视为索赔人。一些查不到任何证据的人还可前往科隆档案馆，向掌握这一历史的有关人员叙述自己当年的经历，如在哪个城市或哪个企业干活，从事了什么工作等。如果所述情况与历史相符，档案馆也会出具相应证明。
根据这一规定，有约2000多位索赔人没能提供书面证明，但凭口头叙述而得到承认。在各国的索赔人中，波兰人可谓最“倒霉”，因为波兰在二战中不属战胜国，因此德国人不太重视对该国的档案资料保存，许多波兰人查不到任何证明自己当过纳粹劳工的资料。一位80多岁名叫布罗斯基的波兰老人抱怨说，他被强迫劳动的村庄在战争中被盟军的炸弹夷为平地，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证明。还有不少前苏联公民自己销毁了所有有关证据，因为他们害怕回到祖国后被视为叛徒和卖国贼而遭到迫害。有较少一部分人立场最为坚定，他们拒绝接受德国人的这种一次性赔偿方式，特别不能接受“德国作出赔偿后，今后任何人不能再对德国和德国企业就此问题提出起诉”的条件。
所有证明材料最后汇集到位于柏林的“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总部。这里的工作人员还要对其进行翻译、核查。对于有疑问的人基金会要派专人到其生活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基金会根据提供的证明材料划分赔偿档次。凡是在二战时在德从事一般性强制劳动者将获得2500欧元的赔偿，而那些在集中营、军事基地等从事奴役性劳动的人则可获得7500欧元。这些赔偿金分二次兑现。基金会总部先将赔偿金寄给各国的有关机构，再由当地组织发放到个人手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二战时在德国干活的人都能得到补偿。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在强迫或奴役的条件下从事过各种劳动，如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公民曾在德大企业从事过管理工作，有些人在德国的私人作坊干活，还有几万名苏联女青年自愿到德国家庭做保姆，这些人都不在赔偿之例。
这将是德国对二战时纳粹受害者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赔偿。这笔赔偿对于平均年龄已高达81岁的幸存纳粹劳工群体来说，其现实意义微不足道。一位波兰老人在拿到这笔钱后表示，“我们恨死纳粹时代的德国鬼子了，但拿了这笔钱后我们起码能死而瞑目了”。俄罗斯老人伊万对德国媒体谈到，“这笔钱虽然使我们心里有所安慰，但一想到那些不在人世的同胞，我们更加难过。不幸的是这笔赔偿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来得太晚了”。德国媒体的一篇评论说：这次大规模赔偿行动可以向世人表明，如果愿意以实际行动纠正曾经犯下的错误，永远都不会太晚。这种模式可以为一些相似的、寻求战后和解和赔偿的行动，提供一个样板。
二战期间在德国达豪一家军工厂做工的犹太劳工。
俄罗斯一位劳工的劳工卡，背景是德国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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