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和《文艺争鸣》共同主办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建构”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50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彭金山（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当下的文学批评还算活跃，但批评的品质不纯粹。市场化的包装和操作等文艺之外的因素对批评写作影响过多，本应是公正的文艺批评被掺进了过多的媚俗味儿。一些批评家事实上已被书商或作者利用，作了广告代言人。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以“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为论题，从几个方面对这种批评的现状表现出深切的忧虑：一是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很多批评理论都是按照西方的各种时髦理论，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缺少关注本土的民生问题，批评精神日渐沦落；二是关注数量多而质量少；三是诺贝尔情节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四是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剖析和批评少，使中国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作者和出版商的合谋者；五是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批评家们各说各话，各自为战，几乎看不到他们在某个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权威性；六是作家的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批评家的权威话语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评剥夺。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批评已经处于社会价值和学院学术价值的双重失落中，因为批评工作没有价值感，批评行为失去正义感，批评已变成有气无力的使用批评话语的无话语权者，变成了只是有“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广告。他称这种状态为“后批评”。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当前纯文学批评或曰审美批评的萎缩，主要来自于文化批评的挤压。文化批评重文化轻审美的方法模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化的界限，影响了正常文化生态的建设，在取消文学的独立性时削弱了文学、特别是削弱了文学的批评力量。因此，重振纯文学批评既关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人文精神的建设效应。廖国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认为现有的文学批评体系和运行机制存在问题，一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文学批评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机制，二是学院的学术批评和民间批评体系，以及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西方现代与传统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话语系统，对于解释当今的文学现象的有效性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美学在原创理论上严重缺失。王洪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认为，中国过去成为主流的是审美论文学批评观，这种批评观存在明显的缺憾，一是过度强调了文学批评的审“美”性，忽视了对当代文学审丑性的关注，对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先锋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中呈现出的审丑、审荒诞意味和创作倾向的把握处于“失语”状态；二是审美论文学批评观没有建立起中国文学批评的信仰维度。黄忠顺（东莞理工学院教授）则认为批评的这种尴尬局面是由于网络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网络非常便捷地实现了读者与作家、读者与读者的广泛交流，这种交流使最权威的批评家也被还原到普通读者的位置，作为专业的批评家在这里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另外，网络文学传播的视频阅读，也拒斥了那种精英化、复杂化的可写性文本，从而使训练有素的专业批评家无用武之地。网络促使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衰微，批评家们被挤向学院体制内自我循环，学院成了批评家退缩的最后活动场所。邱紫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主张文化界不应忽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培育。文艺界应当把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次、不同品位的精神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艺术生产应当形成公平竞争的局面。摩罗（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从西方引进并建构起来的文体，它在启蒙、社会动员、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社会功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能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此外，中国现代小说从它诞生时起就一直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这种小说文体因为与底层人民无关，因而也就没有根基，也没有生命和灵魂。
如何建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
曾镇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主张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谱系，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哲学的方法。他虽然主张在文艺批评这一“运动着的美学”的发展在新的问题的解决中形成新的理论语言，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但表述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基本知识系统、基本原理框架的原著语言都应成为我们的文艺批评知识建构中有用的栋梁和材料。王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认为应该从固有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从权威作家的论述中解放出来。他主张批评必须讲真话，要避免套话，批评家应有自己的想法，尤其要有良心。昌切（武汉大学教授）提出，要从探讨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出发，建立本土性的原创性批评理论和方法。李建军（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评论不能为自己本身的功利利益服务，评论家的利益应该就是文化的利益、文明的利益，即通过文学从精神上提高人、改变人的生存处境，从而达到真理与文化的高峰。这才是评论家最高的道德标准。
李社教（黄石理工学院教授）则主张文学研究扩容，建构一种具有时代色彩的文艺社会和文艺社会美学。他认为，在商品与艺术合流、消费与审美同谋的当下时代，物也具有审美意义。他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世界是“人”的世界的观念，形成了世界是“世界”的世界的观念下的对世界还原的综合性思维。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认为，必须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树立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今天的文学样式虽然越来越多了，例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像化文学等等，但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即非如此不可的价值、足以让她伟大起来经典起来的价值应该重新讨论和重新正视，这正是批评家的责任之一。同时，在文学边缘化和文学传媒化的时代，文学批评也应突破圈内的局限，也应有面向大众的一面，改变文风，用尽可能通畅生动的文字与读者交流。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提出，批评也应该是一种有生命感悟的写作，批评的文字背后必须有活跃的、丰富有力的灵魂支撑。同时他还强调批评的专业精神，即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的使用，这种创造出通往人心的直抵根本的写作，比任何一种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雷体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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