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前不久发布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此后，一些媒体相继刊发署名评论文章，提出了如下一些观点：该报告所称的“转变的
经济学家吴敬琏去年也曾说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提出来，“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拐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笔者赞成“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观点，也赞成提高农民工待遇，但不认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不会很久”的判断。至于对过去“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以及将面临“由过剩向短缺的转变”的说法，我认为也确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包括拐点在内的刘易斯模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所谓的拐点，是指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标志着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而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的那个点。刘易斯虽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又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按照他的设计，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便转变为一元结构。他的模型后来已被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多位经济学家所修正、补充和发展。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刘易斯拐点”仅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历程表明，在刘易斯模型问世后的几十年中，失业状况一直存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所谓的拐点并未真正出现。
其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任重道远。在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总量有了极大的提升，确已今非昔比，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然而，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2.6%，而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仍达44.8%，明显高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而在2000年，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6%、5.1%、10.9%和11.5%。2005年底，我国乡村人口仍高达7.45亿人，比重高达57.01%。这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很低。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及乡村人口的绝对量和比重都相当高，使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继续让多达数亿的农民留在农村就难以真正提高农业生产率；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数亿人口不可能都在短期涌入城市，我国现有城市的数量规模、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进程，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吸纳如此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而且二三产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是与其吸纳劳动力的程度成反比的。所以，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仍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第三，我认为，所谓“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和“由过剩向短缺转变”的提法都不尽准确。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对二三产业似乎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但在这种局面下，农民工市场也不是完全的买方市场，缺人和“跳槽”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近些年来屡次出现的“民工荒”其实只是一种假象，也并非真正意义上劳动力短缺的信号。形成这种假象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有打工意向的农民并不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不了解各行业的技能要求和待遇情况；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酬标准、福利待遇被压得过低，与农民工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
假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拐点”，那么，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拐点还有很大距离。我个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拐点，至少这个拐点是隐形的、渐进的。提出拐点论的专家及其支持者认为，一旦廉价劳动力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整个经济的挑战将是巨大的。前面的分析已表明，劳动力在未来不会短缺。至于是否廉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当前在各大城市，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的变化趋势也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能是让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更加有效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市场就会在供需之间、付出与回报之间创造一个平衡点。我们应依照国际惯例，让劳动报酬的高低与科技含量的高低成正比，与岗位的稀缺程度正相关。（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