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是中国近现代知识界的名人，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民国时期，他曾“四进”北大任教，“三任”教育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的身份出任教育部长。除显赫的事功外，马叙伦在学术上亦用力甚勤，颇有建树。他是晚清国粹派的重要一员，他的研究广泛涉及史学、诸子学以及文字训诂学等领
然而，对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文字学家、书法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史学界的研究并不相称，有关他的不少基本史实尚未厘清，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也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之处。例如，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成果都认定他曾经加入同盟会，但就目前的材料看，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关于马叙伦与同盟会的关系，他本人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曾有如下一段记载：“这年（1911年）夏天，汤尔和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到日本去，我跟他到东京一玩，但是，我不能说日本话，他又不常在东京，因此，我就窘了。我的目的是要找章太炎先生，我和章先生，论亲他是长辈，论年我是后辈，不过如上文说过的，在上海为国事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谊在师友之间。”“我和他谈起国事，他自然仍是革命、革命的一套。我请他介绍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许他回国后和陈老师商量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是好朋友。”（《我在六十岁以前》，第26―27页）目前几乎所有相关论著，都根据这一记载得出马叙伦1911年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延伸出各种进一步的推论。尽管个别学者已经发现其中存在疑点，但也只是试图对此作出一些解释（卢礼阳：《马叙伦》第37―4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同时，研究者都未能提出能证明马叙伦确实加入过同盟会的充分证据。
其实，在这一时期，章太炎与同盟会之间关系颇为紧张。章太炎、陶成章本为光复会领导人，加入同盟会后，曾对《民报》出版贡献甚大。但他们的宗派思想及地域观念比较严重，对同盟会政纲的理解也偏重于民族主义。1908年，章、陶由于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关系极其紧张，于是在南洋地区重建光复会组织，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在东京重新成立，由章、陶两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正式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马叙伦早年长期在浙江知识界活动，与章太炎等人均属熟识，加之他的“盟兄”汤尔和又是留日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因此他对光复会、同盟会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没有耳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上述记载里所提到的他曾请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而不是光复会）一事的真实性，就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况且这一记载出于30多年后的回忆，在作为史料运用时不能不持谨慎态度。
退一步讲，即使马叙伦的回忆真实可靠，也还不能断定他就确实加入过同盟会。因为在上述记载里，马叙伦仅仅提到曾请章太炎介绍入同盟会，章答应了，除此之外，并没有交代此事结果到底如何。而且此后一段时期里，也未见其参加过同盟会系统的任何活动。因此，我们不宜对这一材料做过度的诠释。
更为关键的是，马叙伦在其他关于自己早年政治活动的回忆中，均只字未提加入同盟会之事。抗战胜利后，马叙伦投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其中多次追述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1945年12月，他在《国民的责任应该说话》一文中称：他本人“未到‘弱冠之年’已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过了二十，便加入同盟会外围的南社，也曾做过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也曾踏过血迹而尝过小小流血的味道，也曾在国民党治下努力过政治工作，虽然从十九年起不让我再占国民党党籍了，但我不曾再加入任何党籍”（马叙伦：《国民的责任应该说话》，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第1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946年4月，他在《敬尽最后的忠告于国民党》一文又称：“在我做中学生的时代，已迷信了革命”，“后来我加入南社，也入了国民党，两次首都革命，一次浙江独立，不是我‘丑表功’，也算出生入死，影响到国民革命军的成功。”（马叙伦：《敬尽最后的忠告于国民党》，《民主》1946年4月27日第28期）在这两处记载里，马叙伦均只提辛亥前后曾加入南社，而未曾提及加入同盟会之事（他1923年才加入国民党，此前和国民党并无组织上的关系）。
关于自己的“历史”，除《我在六十岁以前》外，马叙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写过一份较为详细的简历，重点记载其革命经历，从反对北洋政府到反对国民党政府，记得相当详细。但同样只字不提是否加入过同盟会（马叙伦自述简历，马?提供，原件为未刊打印稿）。如果曾经加入同盟会，无疑是他早年革命经历中的辉煌一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之所以完全不提，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不曾加入过同盟会。
至于马叙伦为何没有加入同盟会，限于史料，现已难知其详，只能从相关史事里寻找蛛丝马迹。马叙伦早年有着强烈的排满革命意识。这一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不断加强。1905年，他与邓实、黄节等发起组织《国粹学报》时，“实阴谋藉此以激励排满革命之思潮”（马叙伦：《鼓吹民族革命之国粹学报》，《石屋余渖》第192页，上海书店据1948年版影印）。1903年马叙伦发表的《宋爱国岳文二公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以及后来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方召传》、《记郑涛诗祸事》等文，都把发扬国粹和鼓吹排满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倾向非常明显。1910年，马叙伦还加入了南社，留下“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的豪迈诗篇。按照反满革命思想正常发展的话，马叙伦加入同盟会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历史发展往往要比后人的想象复杂得多。现实中的许多人事因素，或许改变了其人生轨迹，使他没有转化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派。1909年，马叙伦长期追随的恩师陈黻宸当选浙江咨议局议长，成为浙江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鸿沟，对马叙伦加入同盟会不能不起到一些制约作用。后来浙江光复过程中，陈黻宸与同盟会系统发生过一些摩擦（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1209―1212页，中华书局1995年），马叙伦始终站在陈黻宸一边，这说明当时他与同盟会系统是有距离的。
有无加入同盟会是马叙伦早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有将其前因后果一一考察清楚，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而这又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与刊布了。（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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