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侍讲侍读”与“经筵进讲”

内容提要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由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不仅为儒臣接近皇帝、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机会，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

所谓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是指古代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一般认为西汉昭帝以八岁即位，因其年幼，辅政大臣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禁中授于御前；及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为侍讲经筵制的嚆矢。其实，就西汉的帝王教育而言，廷臣入内殿讲经乃偶尔行之，不是常制，且无侍讲之名。

侍讲之名始于东汉，本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但储君无外交之理，乃由廷臣入禁中教授。最初由虎贲中郎将何汤以《尚书》授太子。后来又诏拜何汤的老师，通《欧阳尚书》的一代名儒桓荣为议郎，入内教授太子，并经常留宿太子宫中。五年后，桓荣荐举门生胡宪侍讲，自己方才得以离开东宫，只须每日早晨入讲一次。明帝即位后，也常与桓荣子郁居中论经，问以政事，并亲自制定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又数召张?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以其甚能契合心旨，令授皇太子（章帝）。张?为人正直，执守经义，每趁侍讲间隙，屡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日后章帝说：“张?前入侍讲，屡有谏正，??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公之风。”章帝喜好儒术，尤嗜古文《尚书》及《左传》，因感于经学有今古之分，且章句繁多，拟加减省，乃召集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亲自称制临决，如西汉宣帝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明、章二帝时期为东汉治世，二帝又都是博贯五经六艺、尊师崇儒的君主，其学识德行的养成，毫无疑问是得力于儒臣的侍讲。

章帝之后，东汉政局进入中衰时期。和帝以后，太子教育实已废而不存，皇帝教育则是采取选召廷臣入禁中侍讲的方式。除殇、少、冲、质四帝因即位时年龄过幼，在位皆不足一年，未有侍讲之事外，其余和、安、顺、桓、灵、献诸帝都行侍讲之制。侍讲制的产生，在君主教育的演变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入宫禁侍讲者多由低品阶官员兼任，以典司著述的议郎最多，而不由东宫师傅重臣专司辅导，显示皇帝对太子的控制防范加强，盖惟恐东宫自成势力，威胁皇权；其二、“侍”乃身分低卑者立于尊者之侧的意思，纵是一代大儒桓荣，亦称之为侍讲禁中。侍讲之名，反映出东汉帝师地位较西汉为低。所幸，由于累世经学的出现，造成了父子兄弟代作帝师，门生弟子亦多任讲职，侍讲者有其学术社会地位，加以特殊的家庭背景，故仍有帝师之名，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东汉以朝臣兼领侍讲之制，为三国魏吴及十六国政权所承袭。此外，南朝齐梁又有侍读之名。南朝东宫组织庞大且具有独立性，以东宫官说经于太子之前，谓之侍读，与东汉之侍讲有异。侍读侍讲并置，则始于北魏。唐初，太宗勤政好学，于弘文殿旁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典礼，讽诵诗书，然未用侍读侍讲之名。玄宗时，复行侍读之制。开元三年（715年），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皆以他官兼之，与东汉侍讲之制类似，为后世侍读讲学士官名之权兴。

宋代是我国君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侍读侍讲已成定制，为君主教育的最主要方式。真宗朝又有崇政殿说书之制，凡此皆概称之为经筵，经筵之名从此确立。讲官的身份，前代多由朝廷庶官入禁中讲经，宋代两省台端以上之官兼充讲读则被视为殊命，讲职多由近侍之臣翰林学士担任，或侍从以上如殿阁学士方得兼任。宋世翰林学士不领他局，实为正阙，若任讲读，虽得以翰林系衔，其实是入侍经筵之官，并不在学士院供职，亦即专任讲读之事。宋制，凡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及崇政殿说书，皆称为经筵官，为儒臣之荣选，乃至清要显美之官。其品秩虽卑，但能利用进讲的机会，藉解说经义向皇帝陈说对政事的看法，影响君主施政，偶尔亦能受到殊遇。宋代名臣吕夷简、王安石、曾公亮、司马光、吕惠卿诸人，皆曾任讲职。经筵讲官常在皇帝面前论辩政事得失。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尊何之故规时，因言守成勿变之道，隐射王安石变法之不当。至壬午日，吕惠卿讲《尚书》“咸有一德”，又言法不可不变，并谓司马光前日之论为非。于是神宗召光前来，与惠卿当面论辩新法得失。最后，吕惠卿竟谓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今在经筵中论新法不当，是失官守未尽言责，当去职。司马光立刻表示早已上疏指陈新法弊害，并问神宗是否见过奏疏，神宗表示已见到。司马光遂谓其言不蒙采用而不去，诚为有罪，自请罢官。一时气氛颇僵，神宗只好打圆场，谓：“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经筵进讲，君臣相互讲明经义，论辩政事，其于君主之德行学识及对政事的认识，自有莫大裨益。

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实行情形亦不尽相同。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初诸帝勤政好学，讲学虽未制度化，但于圣学犹无大碍。迨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柄政，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上疏请开经筵。始制定经筵仪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进讲，帝御文华殿，遇寒暑则暂免。开经筵为朝廷盛典，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经筵事，六部尚书等官侍班，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人员。除每月三次的经筵外，尚有日讲，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每伴读十余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日讲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或称小经筵、小讲。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经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讲学不致间断，以收持之以恒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经筵，视为讲学第一事，认为：“经筵一日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日之进；一月不废，则圣学圣德加一月之进。盖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属，则自然强敏。经筵讲学，正人主开广心思，耸励精神之所也。”但是讲学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弹性而显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经筵，典礼隆重，遇上不喜学问的皇帝，或是幼主与老臣情不相浃，便思逃避，使进讲成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圣躬违和或祁寒盛暑为由暂免经筵日讲。每遇帝王怠惰弃学，百官总会上疏谏诤，认为“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莫要于经筵”，坚持经筵不可一日稍废。事实上，经筵进讲，百僚侍班，实有深意，盖“正以人主面与贤士大夫相接，则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气质不期变而自变，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论与汉儒置保傅的主张类似。而明代东宫制度废而不存，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皇帝，影响其行为、涵养其德性的唯一机会，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

明代太子教育方式亦行与君主相似之讲读制。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定东宫出阁讲学仪。每日早朝退后，皇太子出阁升座，不用侍卫等官，仅侍读讲官入值。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熟练。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一如帝王经筵讲学，凡朔望节假及大风雨雪，隆寒盛暑，则暂停。定制之时，对皇太子出阁讲学的年龄，并无明文规定。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大学士张居正以皇太子年已八岁，远稽古礼，近考祖制，皆以八岁就学，请出阁讲学。穆宗不允，必待皇太子十岁才令讲学。

清袭明制，仍以经筵日讲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八岁践祚，更知黾勉学问。年十七八尤笃于学，尝因勤学过劳而咳血，犹不少辍。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三藩乱起，京师不安，机务繁重，翰林院请隔日进讲，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讲之重要，认为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无法以日限计，仍令每日进讲，以免荒疏学问。康熙学识超迈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多得力于儒臣的进讲教授。

经筵日讲制的产生，使居于九重深宫的帝王储君能够经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进君主品学的功用无可质疑。惟就师道而言，经筵制的进讲儒臣已无帝师之名，官秩又卑，实无尊严可言。宋初，经筵讲读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岁幼龄即位，坐读不相闻，于是讲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等请赐讲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礼官考议，诏太常礼院详定。韩维等主张应赐坐讲臣，使能敷畅经艺以明先王之道。龚鼎臣等则以为今之讲臣不过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因众议不同，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书筵亦立。后赐王安石坐讲，安石不敢坐，立讲遂成故事。明代经筵仪注，皇帝御文华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礼。太子出阁讲学，侍讲侍读等官入见，亦行叩首礼。明代中叶以后君主多不好学，甚至有凌辱讲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诏开经筵，景帝每临讲幄，辄命中官，掷金钱于地，任讲官遍拾之，号为恩典。君主待讲臣如此，讲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讲官若说书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与此不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