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财政管理制度是中国财政制度的奠定时期。古代财政管理制度在秦汉趋于成熟，奠定了此后二千年中国财政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由于资料的匮乏，秦汉财政史的研究几乎成为中国古代财政史的薄弱环节之一。传统
综观这部专著，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利用新近出土材料，大胆创新，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加藤繁先生在上个世纪早期发表的《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及帝室财政之一斑》，无疑是汉代财政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利用传统文献将各项收支归属一一考辨，其功力不得不让人佩服。但由于传统文献记载有限，很多点只能推测。现在朱德贵先生利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纠正了加藤繁的一些推论错误，从而让秦汉二元财政体制基本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传统文献对于赋税征收等细节也很少关注，我们往往只能从一些纪传中，发现一鳞片爪无意间留下的记录。有学者曾经通过对传世文献记载考辨，得出汉代税收95%征收货币的结论。但是朱德贵先生却通过汉简材料结合传统文献，发现汉代田租主要征收实物，并对相应的折纳制度进行了研究。
秦汉上计制度，一直以来是研究热点，相关研究非常多，但上计制度却依然面目模糊。朱德贵先生利用简文材料，不仅将上计管理及职官制度勾勒出来，还将上计的内容具体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再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的预决算制度了。
依靠对汉简的钻研，同文献史料比勘，对汉代财政支出专题中过去缺少专门研究的军事支出与地方财务支出管理问题上所做较以往明显深入的工作，对汉代财政监督机构中负责郡县监督职能的司隶校尉、刺史、督邮诸官职的具体职能的参证等，凡此，皆是作者有独立见解、补充并丰富了汉代财政史的研究成果。
第二，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近人研究成果的巧妙结合。这是体现专著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的一个硬件，丰富而详实的史料为本书中诸多论点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对出土文献更是爬罗剔抉，竭泽而渔。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居延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敦煌悬泉汉简、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额济纳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龙岗秦简、大通上孙家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和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等大量的简牍文本以及壁画、画像石、陶文、碑刻、石券等出土资料。根据注释和参考文献粗作统计，全书使用各种材料近600余种。能够掌握如此大量的资料及信息，且能从中筛选出有益之材料并很贴切地运用到其著作中，足见作者驾御史料的能力之强，也足见此专著分量之厚重。
第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将考古学、财政学理论巧妙结合，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这种方法的相互借鉴，正是全书创获甚多，妙义纷呈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为显著的还是在简帛利用上的努力探索，这一点尤值我们在阅读中细细品味。作者对简牍材料的运用始终注意其时段和地域特点，把握其在整体中的位置，最淋漓尽致地把简牍材料的优势发挥出来。这种用第一手资料来印证文献史料，故而使所论证据较充实，并因事例具体、生动而增加了论证的深透性与可信性。
此书的简帛材料是如此丰富，就其内容包含的广度和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文献材料。我们现在的研究还在以传统文献为主，仅把简帛材料作为传统文献材料的补充和完善，似乎还不能充分发挥简帛材料的价值。在此试想，我们是否可以绕开传统文献，直接以简帛材料为主来构建我们的研究？这些毕竟是最原始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丰富的数字材料，也为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提供了可能。
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已经发布的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处于汉晋交接，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对于认识汉代财政管理制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可惜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还有算书材料也没有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很让人遗憾的。
本书还只能说是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材料进行秦汉财政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但它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秦汉财政史的已知文献材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最全面的检讨，已经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已经部分披露的湖南秦汉简材料内容，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许多秦汉财政史的难点和长期纷争的问题，迎刃而解的时间似乎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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