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诗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词借鉴诗歌的创作方法，形成了一个“以诗为词”的潮流；词还依托发达的诗学理论，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一个词学的正派系列。
诗学对词学产生影响作用，是从文人士大夫染指于词开始的。唐五代词人，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温庭
唐宋诗学对词学更进一步的影响是从理论上的渗透和浸润。在诗论家的潜意识里，词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吴曾《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以及周密《浩然斋雅谈》都将词话附录在诗话之后。诗论家认为词除了配乐歌唱以外，与诗歌再没有什么区别了。林景熙提出了诗词一理的理念，他说：“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宋秦晁周柳辈各据其垒，风流酝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犹未也。荆公《金陵怀古》末语‘后庭遗曲’，有诗人之讽。裕陵览东坡月词，至‘琼台玉宇，高处不胜寒’，谓苏轼终是爱君。由此观之；二公乐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也。”（《霁山文集・胡汲古乐府序》）金人王若虚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得更为直截：“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诗话》）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普及流行，宋人诗话往往也适用于词学。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姜夔既是江西诗派的先锋诗人，又是江湖词派的开山祖师。他的诗歌理论对南宋诗学和词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功夫与涵养的观点，被张炎吸收，变成了《词派》中“骚雅”的审美理想：法度与创造、清潭见底的诗法，变成了“清空”的词法。张炎的《词源》中的一系列术语，如“融化词句”、“深加锻炼”、“意趣”等，都来自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就连张炎《词源》中的“清空”，也出自赵汝回的《瓜庐集序》，正是借助唐宋诗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
张炎还受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宋代词学的正派体系。张炎把正派系列接轨在北宋词人周邦彦的门下，理由是：“学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词旨》）这正是黄庭坚强调的学习杜诗的原因，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须要以钟王为法耳。”（王正德《余师录・与赵伯充书》）张炎引用这句话，是说周邦彦词同老杜的诗歌、钟王字帖一样，典雅而有法度，易学且不走样。而他把周邦彦比作杜甫，为正派系列树立一个创作上的典范。张炎论词要诀还突出了姜夔对于江湖词派的实际贡献。姜夔在该派中具有开宗立派、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等同于江西诗派中的黄庭坚。而姜夔词尽兴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达祖的句法、吴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纠正。史、吴位对江湖词风的形成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张炎论词要诀与方回一祖三宗说的用意是相同的，指出在唐宋词中实际存着一个正派序列：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张炎。后世文人认祖归宗的目的，不单是对前人词风的肯定，主要的还是表明自己正宗嫡派的身份。
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诗为词”上。北宋词坛注重词的本色，严守诗词界限，往往把“以诗为词”作为一个缺点来批评。南渡以后，词人们充分汲取“以诗为词”的优点，用作诗的方法作词，用论诗的标准论词，并借助唐宋诗学，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建立了词学的理论体系。相对于发达的唐宋诗学来说，词学理论比较粗糙。它往往只有一个个孤立的概念，而没有揭示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诗学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它的理论更为成熟和完善，不但概念规范、表述严谨，而且理论体系清晰。词学正是借助诗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体系表述自己的思想，建构自己的体系。如果离开了唐宋诗学而去研究纯粹的词学问题，不但作品不易理解，理论阐释不清，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无法阐释，更不用说指出其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内在的思想体系了。因此，从唐宋诗学入手研究词学问题，是一条不可或缺、无法规避的理论途径。（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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