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讲课。 新华社发
“一个人工作后就要至少把一部分工资交给父母
心系祖国 回国创建中美法学院
1990年，拿着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国际政治与国际组织专业硕士两项学位，22岁的许传玺赴美留学。留学生活是成功的，到1999年时，他已先后取得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J.D.）。在此期间，因为优异的学术成绩，他先后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和《哈佛国际法学刊》编委，后者是美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权威期刊之一。2000至2004年，他相继被在美国甚至世界法学界久负盛名的《美国比较法学刊》、美国比较法学会和美国法律研究院分别增选为编委、理事和外籍院士，成为上述机构历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惟一一位中国人。2001年，他被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为该中心第一位专职研究员。
颇有意味的是，无论在耶鲁，还是在哈佛，“中国问题”一直是许传玺做学问的主线。“刚到耶鲁读博士的时候，我很想用传统的人类学方法，找一个小岛，学习当地语言，做至少一年的蹲点调查，然后写一本关于它的民族志。但是，在北大养成的那种关注国事的习惯，让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幻想，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我的人类学课题是中国社会与文化，法学课题是中美比较法。其实在耶鲁读博士期间我就开始关注中国法。这个兴趣说起来也很自然，因为虽然世界上有无数法律制度，但只有这个与我最为相关。”
在许传玺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却让另一个人视为珍宝，他就是当时担任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徐显明。“1998年，我随中国法律代表团访美，许传玺当时是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他在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中，十分关注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注，预示着其学术成绩和中国实际必然要相互结合。我当时就认定，他是一个有志于回国服务、为国效力的人才。”
由于英美法在国际组织、跨国贸易等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我国在英美法研究方面几乎是空白，因此，2002年，与许传玺一直保持联系，此时已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找到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与其促膝长谈，希望他能够到政法大学。“在美国，读完一个法博士学位通常需要有极好的学术背景和能力，需要投入十多万美元，而法博士毕业后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所以，在美国，能够完成法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如同凤毛麟角，更少有人愿意回国当老师。但是，当我告诉他请他回来是要创建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重点、为我国法律
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时，他很快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2002年底，许传玺回到祖国，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中美法学院的创建中。由于学校条件有限，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分钱的办公经费,也没有一间办公室，且只有他一位教员兼行政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出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还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车辆等等都用于学院办公，请美国专家教授前来洽谈合作包括讲课的费用，他也是自己掏钱。5年来，他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三四个小时，得了心肌炎和腰肌劳损。就这样，靠着不懈的努力和学校的支持，他第二年就在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开始招生。至今，学院已发展成有十几位毕业于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高校的优秀教员、与美国多所主要高校有着多种合作交流的国际知名法学院。
勇于担当 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
回国后，由于他出色的学术背景和声望，许传玺多次被国家有关部委聘请为法律专家，虽然学校的工作已非常繁重，但他却始终能以国家需要为重，全身心地投入并出色完成任务，为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3年8月,他受国务院选派,作为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成功地协助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以绝对优势当选为该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该会历史上担任的最高职位。许传玺也被聘请担任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许传玺一直在世界遗产领域为国家承担起法律专家的工作,协助处理了大量有关法律事务和国际政治事务,为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2004年6至7月,他作为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由中方担任)首席法律专家,日夜操劳,为保证我国申报项目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证大会的圆满成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2005年1月,许传玺再次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出席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执委会,并在此次会议上成功地协助我国哈尔滨扭转劣势,成为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本来,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在申报前做了大量工作,以为稳操胜券,结果到了奥地利才发现,某竞争国公关力度很大。此时,我们的方案已来不及修改,投票马上就要开始,形势紧迫。对世界大体联章程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做过认真研究的许传玺,见执委会有些成员国没有到会,就立即建议我方争取代理投票。为稳妥起见,他又马上与世界大体联秘书长交换了意见,获得了他的认可。我方人员立刻投入全部精力,通过驻外大使馆、领事馆联系相关执委会成员国,传去许传玺起草的授权书。这次代理投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终于使我方胜出,成为2009年冬季大运会的举办国。
面对这些没有报酬、不讲条件的付出,许传玺说:“国家与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一个人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做些实质性的工作,是任何报酬都换不来的荣幸。为了这些,无论多苦多累都心甘情愿,因为这和运动员为国争光一样,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荣誉。”
凝聚人才 追求更高人生价值
中美法学院终于在创建的第二年有了一间办公室,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小得不能再小,办公室的门梁上,插着一块白色木牌,上面用红色美术字书写着院名。然而,就是在这块再简陋不过的牌子下面,却汇聚了十几位在美学有所成、有志回国效力的法律学者。
崔威,耶鲁大学法博士。在敦请他回国任教的过程中,许传玺多次和崔威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交流,“我和他谈得很坦诚,也很细致。一次,他在阿根廷出差,我和他打了两个多小时的国际长途。等电话结束时,我们已开始确定如何办理入校手续了。”
齐东祥,耶鲁大学法博士,许传玺在美国多年的好友。一直受许传玺回国热情和信心影响的他,在接到许传玺邀请他加盟中美法学院的电话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此外,还有耶鲁大学法博士胡霁光、夏威夷大学法博士车虎、明尼苏达大学法博士王昶、耶鲁大学法学博士郝倩与彭亚楠等等,都是甘愿放弃其他更好的条件,加入到中美法学院的建设中来。
有人给许传玺算了笔账,回国前他作为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已享有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这意味着他回国以来已损失了近1000万元人民币。同样,受到他的感召回国的海外学者们的损失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目,而他们在国内的年薪还不到区区6万元人民币。
是什么原因使许传玺能够让那么多的人放弃了那么多而回国效力呢?
“在美国时我就知道许传玺年轻有为,应聘时感到他做事严谨,虚怀若谷,觉得和他一起工作肯定愉快,也会很有前途,于是就回来了。”车虎说。“我最终决定回来,是因为以许传玺的出色背景和成绩,尚且义无反顾,回国出力,这对我是最有感召力、最值得信服的。他还对我说,国内目前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我们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多买几辆车更有意义。”郝倩说。
的确,是许传玺的个人魅力,更是他的爱国情怀、他对人生价值的高尚思考将这些优秀的海外人才凝聚在了一起。许传玺说,每个人都是一辈子,把一辈子用于积累个人财富是一种活法,但这通常只对自己有益,没有更高的价值。可是如果通过提出合理的法律建议,让更多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如果所做的事在更大程度上、更大范围内给更多的人带来有益的影响,甚至为祖国的发展强盛做出贡献,那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这个团队仅仅几年就在学术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美国的中国法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清代黄岩诉讼档案及相关调查》、“美国法精要”丛书、“美国法律重述汉译”丛书相继面世,在国内外得到了相当大的重视,有的论文集在美国引用率很高,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加入这个团队的我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薛虹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与实施的法律问题研究”,也已在该领域产生全国性的影响。
徐显明校长说:“WTO谈判时,我们才发现国内适合谈判的人才只有几个。我们太需要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人才了。许传玺和他的团队给我们带来的最根本变化是,我们有了行走在国际间的人才。在物欲横流、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的今天,许传玺能够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忠心报国,无疑是海归人才的杰出代表,堪称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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