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我们还有不到十五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如何科学认识“三农”问题的本质，把握其规律，避免“犯错误、走弯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农业、农
“三农”问题农民收入是核心。紧扣这个核心，就为我们把握“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变化，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蔡?等著的《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一书就是从这个问题入手，对改革以来的农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贫困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对其规律性变化给予了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述。
将“三农”问题置于宏观经济格局下，探索农民收入的源泉和出路，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出现了超常规增长。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高增长和随后两次粮食提价，农民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较快增长。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再一次持续下降。在农民收入增长减速的同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开始超过改革初期的差距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的这种大起大落，与宏观经济格局变化和非农产业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非国有工业则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随着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改变，农业收入不再是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力量，非农就业及其收入逐步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新格局下，农民收入问题就演化为就业问题。
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下降，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性上升，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需求弹性变得很小。恩格尔消费定律表明，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随收入提高而下降，由此带来了农业在GDP中的份额相应下降。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农业就业份额也随之下降。所以，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我们会看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有规律的一致方向的变化趋势。
但由于户籍制度制约和城市化发展滞后，我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并没有出现同步变化。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清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和政策障碍，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对于矫正中国经济的结构偏差，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角度，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本书的特色之二。居民收入问题，既是增长问题，又是分配问题。从发展经验来看，通过价格、利率、工资、汇率等一系列扭曲的制度安排，把农业剩余转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推行工业化“赶超”战略的普遍做法。为此，我国采取了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等，用来提取农业的剩余以加快工业部门发展、特别给予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改革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有了根本调整，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并没有被彻底打破，传统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没有得到全面调整。
城市偏向政策和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尽管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改革不彻底，我们没有看到经济理论预期的局面，即伴随农村劳动力迁移规模持续上升，城乡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趋势。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迫使我们重新回到了改革的临界点和结构转折点，需要对当前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作出重要调整。国际经验也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往往也是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性阶段。及时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仅能够逐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探讨新阶段如何消除农村贫困问题，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随着农村贫困性质的改变，即由过去的区域性、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作者建议，中国扶贫开发战略也需要进行调整，由以前的区域开发式扶贫转变到瞄准个体为主，通过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体制创新，为农村边缘化人口提供收入支持和保护。作者还原创性地提出了“温饱陷阱”的概念，并以此来描述中国农村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间过渡阶段的状况。这些分析，对于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性和长期性，极具启发意义。（作者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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