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著名的史学家，史之著述甚丰；史学研究之外，他在经、子研究上，亦不乏建树，《经子解题》堪为代表作。《经子解题》一书，无论是就初学入门而言，还是就经、子研究而言，均是不可多得的力作。
上世
治经、子之学，不可不先明经、子之根本。吕思勉对此有透彻之论：“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治学贵在“能会异见同，即同?异；匪是无以通伦类，诏途辙”（钱基博语）。吕思勉“会异见同”，发现经、子同为明理之学；同时又“即同?异”，指出经、子之不同：“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孔子称‘述而不作’，其书虽亦发挥己见，顾皆以旧书为蓝本。故在诸家中，儒家之六经，与前此之古书，关系最大。”吕思勉的经、子同异论，与章太炎的“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之议论相较，更明达平正，不但能使人知其然，而且还使人知其所以然。
因经、子之有同异，故治经、子之学在方法上亦有同异。吕思勉论方法之同曰：“天下本无截然不同之理；训诂明物，尤为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书，其余皆可取证。”经、子皆明理务治之书，“训诂明物”为其所同，治之之法故相通，先明一家，而其余诸家亦不难治之矣。治经、子之法又有异，吕思勉分篇论之。论治经曰：“欲治经，必先知历代经学变迁之大势。今案吾国经学，可大别为汉、宋二流。”“宋人之经学，原亦有其所长；然凭臆断相争，是非难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经当从汉人之书入。”汉、宋经学之得失，一在重客观，一在重主观。吕思勉对治学重客观、主观之差别，有精彩的论述：“今试设一譬：东门失火，西门闻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择其最近于情理者言之，则偏重主观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为亲见，孰为传闻。同传闻也，孰亲闻诸失火之家，孰但得诸道路传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则注重客观之法也。用前法者，说每近情，而其究多误；用后法者，说或远理，而其究多真。累试不爽。”故吕思勉主张，治经需先从汉学入焉。
治子部之学，吕思勉强调，首先要甄别诸子学述之真相：“今诸子书急待整治者有二：（一）后人伪造之品，窜入其中者。（二）异家之言，误合为一书者。盖诸子既不自著书；而其后学之著书者，又未尝自立条例，成一首完具之作；而其书亡佚又多；故其学术之真相，甚难窥见。学术之真相难见，则伪品之窜入自易，异家之误会亦多。夫真伪混淆，则学说湮晦；异家错处，则流别不明；此诚足为治诸子学之累；故皆急宜拣剔。”此论距今已八十余年矣，而诸子学术真伪之辨别，虽然还未得以解决，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始终关注和欲求解决之努力，是必要的，尤其是吕思勉对该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子书研读，吕思勉提出了先熟读八书之方法：“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韩》，道家之《老》、《庄》，杂家之《吕览》、《淮南》，实诸子书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书，则其余子部之书，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别其是非真伪，亦昭昭然白黑分矣。”“读此八书之法：宜先《老》，次《庄》，次《管》、《韩》，次《墨》，次《荀》，殿以《吕览》、《淮南》。先《老》、《庄》者，以道家专言原理，为诸家之学所自出也；次《管》、《韩》者，以法家直承道家之流也；次《墨》，以见哲学中之别派也；《荀子》虽隶儒家，然其书晚出，于诸家之学，皆有论难，实兼具杂家之用；以之与《吕览》、《淮南》，相次并读，可以综览众家，考见其异同得失也。”该论可谓见解超卓独到。
《经子解题》作者思辨甚广，书虽薄，但内容丰厚。吕思勉言，读书“不甚讲门径”，“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经子解题》，乃既指以门径、又教以如何下切实工夫之书也。“二弊”在当代最甚，故《经子解题》不但俾便初学和经、子研究，而且也有所裨益于时风之匡正也。《经子解题》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1926年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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