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通史编纂由传统类型向近代类型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对其成果进行清理和总结，推动中国通史编纂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正是赵梅春撰写《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初衷。
该书对前人关注不够的很多问题，如历史观的变化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通史编纂的组织形式、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等等，作了很好的解析，尤其是其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设想，将有关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而言，这部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之前有所发展：
第一，本书是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成就的系统总结。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通史编纂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研究；二是研究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与特点；三是对某些有代表性的中国通史著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夏曾佑、吕思勉、钱穆、邓之诚、范文澜、白寿彝等学者所编著的中国通史都有学者进行个案研究。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无论是从主题还是从范围来看，这些研究是分散的、以个案研究为主，不利于形成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整体认识。本书则试图将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整合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之内。所谓系统，除了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历程的系统梳理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将原来分散的研究主题连缀起来，从而构成由一个大主题统率的若干相关小主题共同组成的学术系统。这样的系统安排，诚如瞿林东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是纵向与横向相互结合、经验与问题彼此映衬，可以有效克服由分散研究带来的只见一点、不见其余的弊端，便于全面把握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面貌和关节。
第二，注重理论概括。如果说以往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个案与实证研究的话，那么，注重理论研究则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管是分析历史观的变化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还是阐释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内容的变化，抑或说明中国通史编纂形式的变化与发展，比较个人著史与集众修史的利弊得失，作者都力图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与阐释。比如，历史观是中国通史编纂中的核心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作者认为，一方面，历史观的进步和更新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同时也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直接推动20世纪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纂；另一方面，历史观的变化虽然表现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各个方面，但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纂系统地反映出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因而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出历史观的变化。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作者辨析了进化史观在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由古代类型向近代类型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说明了唯物史观对建立中国通史新体系的影响，并有意识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唯物史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点及其对相应阶段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影响。这种动态的分析和理论的观照正是作者理论意识的一个反映。这种理论意识在全书的很多重要问题，尤其是其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当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第三，前瞻性的设想。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后论”――关于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初步设想之中。“这不仅表明了作者的理论勇气，而且也表明了作者考虑到提出这一问题的历史依据和未来需要。”（本书《序言》）按照作者的设想，中国通史编纂学应包括中国通史编纂史、中国通史编纂理论、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方法和中国通史编纂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作者提出建立中国通史编纂学的设想，旨在承前人之经验，启后来之道路。当然，这种设想还只是“初步的”，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