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在哲学研究中主导而富有成效的方法，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等所极力推崇的逻辑分析（也称逻辑解析）方法。二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最早把逻辑分析方法从西方引进到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直接援引了新实在论的哲学观念和逻辑分析方法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新的积极成果。他在比较系统地作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借用西方的理性之光、逻辑之镜，真切地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弱点及其原因。在冯友兰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家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没有真正的“我”之自觉，不严格区分“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也不求全力以立言，很少人有意识地去研究思想辩论的程序及方法之自身。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论与逻辑(学)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哲学思想也缺乏形式的系统。既然知识论和逻辑(学)是西方哲学特别是近、现代哲学的优长，也是一般哲学的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为救治中国哲学的缺弱，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框架，采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采取科学的、逻辑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概念、命题和思想，找出其实质系统，赋予其形式系统，以见中国哲学的历史脉络和逻辑进程。例如，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不仅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更从中国哲学思想的逻辑进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各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冯友兰对各哲学学派有较明确、严格的区分：法家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名家有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和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两派；宋明道学有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两派，而二程兄弟分别为后来的心学、理学的先驱。冯友兰对中国哲学中的概念有清楚、明确的理解，如将“天”析为五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认为公孙龙所说的“指”实即共相；认为理学中的“理”和“气”有似于希腊哲学中的形式和质料，等等。冯友兰的这些特识、卓见，是他运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特别是采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表明，冯友兰对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很早已经开始，而不是等到后来创立新理学时才开始运用；冯友兰最早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使用逻辑分析方法或“正的方法”的，不过这一方法只有到了他创立新理学时才上升到方法论层面；进一步我们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冯友兰是作为哲学史家来使用这一方法的，而新理学时期的冯友兰则是作为哲学家来使用这一方法的。这就是冯友兰所运用的逻辑分析方法（即“正的方法”）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联系和区别。
四十年代的冯友兰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家型的哲学史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创作新哲学即建构新理学体系。成就了新理学的冯友兰，以其哲学家的眼光，区分了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和哲学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认为哲学史家的陈述性工作是要寻出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概念、观念、思想是什么，求其原义；而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则主要是弄清楚过去哲学的观念，并把它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这样一来，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就应当保持在一定的限度里，而在哲学的研究与创作中则可以尽情发挥、自由运用。就整个新理学系统而言，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几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所有重要范畴及重要命题，都作了细致精密的分析。经过这样的逻辑分析，一方面说明了历史上各派哲学在使用这些范畴、命题时的本来意义，另一方面又为它们在新理学系统中的涵义或意义作了清晰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其哲学思想克服了素朴性和意义含混之病而变得严密系统了。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完全是用逻辑分析方法（或者称为“正的方法”）写成的。通过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得到了四组“空灵”的哲学命题和四个超验的、形式的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建构起新理学的形上学体系。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他又采用直觉主义方法来补充逻辑分析方法的缺弱。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运用直觉主义方法（或者称为“负的方法”）之前，必须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这是由“正的方法”入“负的方法”、进而实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相结合的重要前提。否则，在“正的方法”未充分使用前就凸现“负的方法”，就有可能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笼统、直观的层面。这正如冯友兰后来所说的：“新理学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里所说的逻辑学成就，主要是指近代逻辑学的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冯友兰早在《中国哲学史》中就已经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到了新理学时期又把它上升到哲学方法论、哲学史方法论的高度。这可以说是冯友兰在贡献出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及具有近代或现代意义的新理学体系之同时，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冯友兰对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精髓的逻辑分析方法加以引进、运用、改造和阐扬，使其成为澄清中国哲学观念、诠解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他对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创作和哲学史研究中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也可谓是独具特色，很有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冯友兰的“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新的深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对逻辑分析方法作了泛化的理解，有时把语言分析方法、概念分析方法也总括在逻辑分析方法的名下。若以现在的哲学眼光看，这是不确切的、不严格的。
哲学作为寻求确定性、追求真理的学问，其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往往是哲学家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而形成的。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不仅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而且更要有逻辑分析的手段、工具，否则你就不能登堂入室，更无法了解和把握其哲学的概念、命题及其思想体系，因为哲学家在建构哲学体系时，他就是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虽然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知识论不够发达，逻辑分析薄弱，但是，要真正超越传统、走出传统，摆脱笼统、模糊的言说方式，恰恰需要运用现当代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判断和命题、思想和体系，这不仅可以逐步建构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为创立未来的新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在消化吸收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升中国哲学的逻辑及理性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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