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中国，西方是一个典型的变色龙。当西方人所开辟的近代工业文明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时，当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人所传播的那种个人至上的观念不能再安抚西方人的灵魂时，他们把目光再次聚焦
当代法国汉学家于连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中国的特点在于它无法按照欧洲的逻辑进行归类，正如帕斯卡尔说的“这个不可归类的理论丰富性”。正是中国的这种“异”，既使欧洲黑暗，又有光明可寻，于连说，通过中国文本将我们陷入的黑暗，有一种别样的光亮，一种成为可能的理论光辉，并且必须寻找它。
如何把握西方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这种认识呢？这实际上提供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视角。对中国文化本身来说，将中国置于全球文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未有的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和相互关系中关照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乐黛云先生所主编的“中学西渐”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套学术丛书。这套学术丛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很值得推荐的。
首先，这套丛书将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从汉学领域扩展到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界。东方学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是一个边缘性的学科，汉学（中国学）更是一个很少人问津的学术领域。西方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塑造了一个学术的中国，而让这样一个中国走向大众，走向民间是不大可能由汉学家来完成的。一个文化的中国是有西方主流思想家、文学家们所塑造的。如果我们把握西方对中国在各个不同阶段对中国的认识和幻想，那我们必须从研究维科、伏尔泰、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这样的一流思想家、文学家入手，因为他们是西方文化的主导者，他们具有解释中国文化的“霸权”。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西渐”丛书在中国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30年后推出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西方汉学在西方的实际影响，也使我们顺着汉学家们摸到西方文化的主脉，揭开在对待中国态度上西方文化这条变色龙的真正秘密所在。
其次，这套丛书对西方主流思想家的中国观放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考察。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评论是和其整个的学术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中国在这里是作为“他者”出现的。要展开这样的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说：“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找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这套书中多数作者就是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耕耘者，这样按照比较文学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就得心应手，书读起来有分析、有深度、有观点、有比较。
最后，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确立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在中国重新返回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刻，文化自觉成为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文化的自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首先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和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会有一种新的历史感，会重新树起文化的自信。
“中学西渐”丛书
乐黛云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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