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这一天后来也就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本刊专门约请党史专家王新生研究员

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是人民军队创建的开始。联共（布）、共产国际是南昌起义的指导者，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研究仅限于酝酿及决策，而对起义后他们的指导却很少研究。从笔者见到的资料看，南昌起义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密切注视着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进程，并做出了许多决议和指导意见，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从不让苏联顾问参加起义到积极支持

南昌起义从酝酿到起义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在苏联军事顾问是否参加起义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有反复的。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以加伦为首的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组织南昌起义。当时，加伦曾指示苏联军事顾问：“不管怎样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但事隔一天后，加伦就变了卦，指示苏联军事顾问：“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南昌起义计划报告联共（布）最高机关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过征询意见，给罗米纳兹和加伦发出电报，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这个决定说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南昌起义能否成功是有保留的。同时，它接受了加伦的建议，即苏联军事顾问不直接参加南昌起义。

为什么苏联军事顾问不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究其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这次起义能否成功缺乏信心。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下，除在贺龙部的苏联军事顾问库曼宁参加了起义外，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均未参加起义。然而，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吃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竟十分顺利。南昌起义获得成功，使联共（布）高层非常鼓舞。8月5日，联共（布）政治局致电加伦批准了其报告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计划，同时还决定给南昌起义部队以武器支持。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同志（指加伦――引者）打算准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不久，联共（布）、共产国际又改变此前不让苏联、共产国际人员参加南昌起义的决定，开始向南昌起义军派遣政治、军事工作人员。8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来中国工作。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确定斯切潘诺夫和尼洛夫为派往中国人选，并责成“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这次会议还要求“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境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加紧了往中国派遣军事顾问的步伐。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亚沃尔斯基同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引者）在三周之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两个星期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责成亚沃尔斯基，根据9月15日决定，“着手派11名军事人员去广东”。

当时，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就是为了占领潮州、汕头等出海口，以便得到国际援助。联共（布）派往南昌起义军的顾问，最佳路线是先到海参崴，再坐船由海路到潮汕地区。这么遥远的路途，苏联顾问到达是需要一些日子的。因此，还没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遣的顾问出发，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就已经失败了。从当时的情况看，联共（布）决定以军事人员和武器支援南昌起义军，是脱离实际的不可取的决策。因为无论是人员的准备还是武器的调集，都需要花费时日。若再由海路远途运到中国广东，时间就更长了。但联共（布）最高层的这个决策，却给南昌起义军很大的影响。部队冒着酷暑，劳师远征，减员很大。等到好不容易占领了潮汕地区，武器却还没有影子。可以说，南昌起义的失败，与联共（布）的这个决策的失误有很大关系。

二、从提倡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到提倡建立苏维埃

1927年5月，在中国大革命的危机关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为此，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力“把国民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广泛的、真正贯彻选举制度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民主革命的组织”。从这个思路出发，在1927年7月汪精卫即将叛变之际，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一方面指示“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另一方面又指示中国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成功后，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及海外党部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的职责是：“继续本党革命之正统。于最短时间，当确立一革命之新根据地，以便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一切党国大计，重新选举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便指导全国革命运动，使能有更正确更迅速的发展。”

这时，联共（布）特意指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南昌起义军到广东后不要建立苏维埃。8月12日，斯大林致电罗米纳兹，指示：“我们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我们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要尽一切努力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强调，南昌起义军到广东后，“应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并同意“立即预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套做法”。

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的指示很快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8月20日，在湖南准备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一个月之后，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人开始认识到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9月20日，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说：关于重建左派国民党的问题，“听起来是完全缺乏活力和不现实的东西。”他提出，“叶挺和贺龙的运动应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所建立的政权应以“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和革命政权形式”。

来自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意见，使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决策层开始改变使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的方针。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罗米纳兹，指示：“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认为同左派、革命的国民党实行内部结盟的政策是不行的”。至此，联共（布）、共产国际正式改变了使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的方针，代之以建立苏维埃的方针。

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在潮州和汕头建立了政权，并准备在夺取广州后成立新政权，共产国际对即将成立的政权表示出极大的关心。10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其中南昌起义军占领广州后建立什么形式的政权问题，是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认为，由于广州离海岸较近，新成立的革命政权有受到外国军队干涉的危险。因此，他建议新政权“不能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等名义公开出面”，而应伪装一下，称“人民代表国民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分几个席位给非共产党人士。布哈林在发言中赞同洛佐夫斯基的意见，并提出“革命人民政府”、“工农国民政府”两个政权名称以供选择。

10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洛佐夫斯基和布哈林的意见，在给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示：“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由于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很快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建立“人民代表国民政府”的设想也就无法实现了。

可以说，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所持的使国民党革命化、民主化方针是脱离实际的，但是，他们能听从来自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内部一些人的意见，较快地改变这个方针，代之以建立苏维埃的方针，这是值得称赞的。他们提出的南昌起义军占领广州后建立的政权形式，也是有价值的，对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政权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提出了如何把南昌起义军改造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设想

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关注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时，提出了如何把南昌起义军改造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一些设想。

首先看一下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军状况的估价。对南昌起义军如何评估，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一种意见虽然也承认南昌起义军中共党员占较高的比例，但又认为这“并不是这支军队的正确政治方针的可靠保证。按其结构，按其社会成分来说，叶挺和贺龙部队的绝大多数士兵（流氓无产者），与一般的军队，实质上是军阀部队，即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没有什么差别。”南昌起义军“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或者说甚至完全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它是在个人玩弄计谋、倾轧等等过程中归附到革命军队中来的。”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中，持这种意见的人比较多。另一种意见认为，南昌起义军中的共产党员占到8%到10%，有理由称作革命军队。持这种意见的人比较少。与之对应的是双方对于贺龙和叶挺的评价也完全不同。在上述对贺龙和叶挺的两种评价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前一种。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报刊上不要突出叶挺和贺龙的名字，而要把南昌部队革命委员会和整个南方革命军提到首要地位。”史实证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贺龙和叶挺的看法是错误的。

从上述评估出发，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将南昌起义军改造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设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这些设想进行了有选择的吸取，于10月6日给罗米纳兹发出电报，指示南昌起义军“不要在司令部下面设任何特别委员会、革命法庭或特别处，而要在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和党组织下面设特别处”；“最主要的是在主要的司令部内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要由绝对可靠的和坚定的共产党员组成”；“把更多的工农暴动者吸收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里来，在所有的部队里成立坚强的党支部，在每个党组织下面设立军事委员。”尽管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军状况的估计过低，但他们根据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所提出的这些设想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此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上可见，虽然联共（布）、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指导南昌起义的方针有脱离中国实际的地方，但他们凭借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设的经验，在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为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作出了贡献。（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