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放的社会文化景观，以及各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入，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艺术给养，更使得话剧这一西方戏剧样式在中国本土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精神品格的艺术、文化形态，近年，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发展状况也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刘家思的新著《主流与
《主流与先锋――中国现代戏剧得失论》这部论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曹禺、郭沫若和林兆华为研究对象和视点，从现代话剧的题材和创作方法方面入手，探讨中国现代戏剧的得与失。其中关于曹禺戏剧的九篇论文分别从其话剧的主题、人物以及审美艺术特征等三方面进行略成体系的把握，这九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曹禺戏剧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近七十年来，学界关于曹禺的研究和批评从未中断过，在众多专著与评论中如何让自己的论述具有新的价值与启发并非易事，本书没有重复曹禺研究中的已有观点，而是针对曹禺研究中的一些缺失对其创作进行多方位的研究。首先，刘著在《〈雷雨〉与神话原型》、《神话原型视野中的〈日出〉》以及《复仇涅磐救世》这三篇文章中，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入手，借助荣格心理学等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曹禺的戏剧创作实际上是古希腊英雄神话传说原型在现代社会的特定时代情境中的文学转换与置变，并将曹禺戏剧中英雄原型的形态分为英雄复仇、英雄涅磐以及英雄救世等方面进行解读，同时对曹禺的深层创作动机和创作动力作出了较为合乎逻辑的分析与阐释，作者的观点十分新颖，追溯曹禺创作的原始动因在曹禺研究中尚不多见，这可以说是在曹禺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视界。其次，在对曹禺戏剧人物形象的把握上，刘文从总体上对其人物形象系统进行建构，将其分为主人系统和奴仆系统，并重点对后者在曹禺戏剧中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上进行分析。从个体生命的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上将曹禺笔下的奴仆系统分为荣耀阶层、自在阶层和危险阶层三类。在对男女奴仆形象的塑造，我们明显感觉到曹禺对于女仆们的偏爱与好感，论著将曹禺创作中的起伏和差异归结为创作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主体心灵化的结果，并从曹禺创作过程中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视角出发进行更深一层的阐释。应该说在对曹禺戏剧人物形象研究的空间日益狭窄的情况下，能写出自己的新意实属难得。再次，对于曹禺戏剧中讽刺艺术的研究也是以往学界们有所忽略的，刘著中对于曹禺讽刺艺术的研究以及对其讽刺艺术风格、形成原因的重视，对于曹禺戏剧中多元艺术手段运用的探究，无疑填补了当下曹禺研究中的一项不足，文中提出的曹禺戏剧中冷静深刻、绵里藏针的讽刺艺术所体现出的丰厚的美学蕴味也应当为人们所关注。论著上篇在对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及林版《赵氏孤儿》的分析中亦对于当下戏剧创作、创新，如何使作品尽量完美，使传统与现代融合，艺术创新与接收心理相贴近，使戏剧保持永久的生命力亦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
作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在填补“空白”，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感觉他似乎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察他人所不察，言他人所不言，观点大胆、新颖。在下篇，他更对戏剧研究中学界涉及最少的广播剧做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和思考。他重点分析了十年来广播剧创作的艺术成就，以及十年来广播剧创作过程中的不足，并对这些不足与缺失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广播剧创作中的瑕瑜互见和参差不齐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对广播剧创作的分析中，他例举了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广播剧进行研究，在分析其创作得失的过程中，提出广播剧须全力打造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保持创作的主体性，真切地去感受生活，更呼吁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市场机制，这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中国当下广播剧的发展无疑是一剂良药。在对江西新时期20年的戏曲创作的分析中，更是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地对多种戏剧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创新对于中国当下戏剧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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