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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感觉就像冯友兰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哲学在西方好像让人觉得像一个古董一样。 不少学生觉得，学中国哲学，比去修别的课程心里面觉得更踏实，学了以后对他为人处事有帮助，而这是西方分析哲学所不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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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年6月27日
地点：武汉大学哲学院会议室
访谈嘉宾
李晨阳:CentralWahingtonUniversity(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教授
Dennis Schilling（谢林德）：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慕尼黑大学）教授
Stephen C.Angle（安靖如）：WesleyanUniversity（维思大学）教授
沈清松：UniversityofToronto（多伦多大学）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主持人：武汉大学教授 吴根友
本报记者 梁枢 柳霞
主持人：今天请来的好几位都是有国际背景的学者。在刚才的发言中，几位有一个共识，就是西方对中国了解的愿望和需求比前些年有很明显的增长趋势，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话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在中西方哲学交流上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大家谈谈。
李晨阳：对于中西哲学的交流，我总的说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先说国内，当年我在北大西方哲学教研室任教时，和中国哲学教研室是一墙之隔，彼此见面打招呼，但是从来不坐在一起交流学术。但是最近这一、二十年以来，国内一些中青年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兼具，有足够的知识来进行有意义的中西交流比较性的研究，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在西方也是这样。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感觉就像冯友兰先生说过的那样，中国哲学在西方好像让人觉得像一个古董一样。那个时候，研究中国哲学的都在宗教系，在东亚系，哲学系几乎没有人在搞，很少很少。但是在过去这20年来变化很大，虽然总的说来很不够。
主持人:大家仍需努力。
李晨阳：对，确实有这个感觉，尤其在研究所，在研究型大学里，对中国哲学重视非常不够。现在总的说来，我觉得在美国正在走一条我戏称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主持人：有意思。记不清是林语堂还是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中西文化的关系就相当于农村和城市的关系。
李晨阳：现在的美国学生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有这个兴趣就要求有人来教。很多老师本来不懂中国哲学，也没有汉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总有学生老问这些问题，比如上课正讲苏格拉底呢，一个学生问道孔子这个事好像是那么讲的，这个老师就要去翻翻书，看看孔子到底怎么说的。这样一来，便逐渐形成了以这批人为基础的，以分析哲学为背景去接触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趋势。
我觉得分析和比较的环境对于沟通中国哲学和美国的主流哲学学者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这个趋势非常好。当然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不像商品交流那么快，所以要有耐心。
现在美国主流的哲学家，尤其是研究型学校的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还是兴趣非常小，基本上没有。这个困难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我想这还是要有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需要时间。我前一段在加州开了一个比较哲学的会。会上有人跟我说，有一些美国纯粹意识哲学家和主流哲学家是顽固不化，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没有希望也没关系，他们很快就退休了。夏威夷大学一个哲学系主任跟我说，他那个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供不应求，这在美国是很少有的事情。说明有这个市场在。
这次的会议把国外学者请进来，与中国学者在一起交流，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另外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也出去。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学者出去以后往往只想着到西方去学点什么，我倒觉得咱们出去以后，应该像我们山东老家人走亲戚那样，就是我到你家去不是空着手的，总要给亲戚带点什么东西去。中国学者到海外去要准备一些东西，要有所谈。我是来学习的，但是我自己也有东西跟你交流，这样人家才看得起你，觉得值得跟你谈话，交谈，而不是你坐着听就行了。
安靖如：大家说的都很好，我只稍微讲一讲我自己的一个计划。最近我跟搞西方伦理学的一个专家一起向美国政府申请了一个项目，如果得到批准的话，明年初夏的时候我们会请15个搞西方哲学的人到我的大学来，用六个星期给他们讲儒家伦理。当然六个星期之内这些以前没有跟中国哲学有接触的人不会很快变成专家，但是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了解，就可以用翻译的本子来做跟中国哲学有关系的研究，这是我们的目标。将来美国哲学协会开大会的时候，希望不止是我们专门搞中国哲学的讨论中国哲学。我们希望将来哲学的范畴有从古希腊来的哲学，有从印度来的哲学，有从中国来的哲学，都称为哲学。
主持人：下面我们听谢先生讲一下。
谢林德：文明对话在哲学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东西。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很长，有古代哲学、佛教哲学、易经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等，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自己的意义。中代说“理”跟古代说“理”不一样，中代说“道”跟以前说“道”的意义也不一样。所以应该分开，从历史角度分开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问题。
沈清松：我过去在台湾教了20年的书，踏入21世纪我就转往多伦多大学。开始的时候开中国哲学有压力，第一个学期开课只有60多个学生来学，隔年以后就有100多了，然后就是200人了。因为我的助教少，所以容量只能是200人。由此可见对中国哲学认识的需要一直在增加当中。
我自己分析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重视多元文化。有一个议员出来选举的时候说，你们看那些亚洲的入侵者，他们在我们的温哥华各大学、社会到处都是，这句话一讲马上他的党就不让他参选了，因为让他参选的话整个党就会陪葬，认为你这个党根本没有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应该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事实。在多伦多不同区光中国城就有好几个，还有希腊、葡萄牙、日本、阿拉伯、犹太、印度各种各样的，多种文化的组成，相互尊重和相互认识。我想多元文化是很多学生来修这个课的一个原因，因为哲学是认识一个地区的钥匙，所以各种学生都有。当然也有中国学生，可能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根本不认识中国哲学，他们重新选修，但是他知道他应该去认识。
第二个原因跟我们哲学系有关。我们系里面有70多个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系之一。较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提供生命意义的关怀。不少学生觉得，学中国哲学，比去修别的课程心里面觉得更踏实，学了以后对他为人处事有帮助，而这是西方分析哲学所不能达到的。
我们设计的伦理中心、环境中心有很多是跟这个有关的，我想中国哲学在这上面可以另辟一个天地，不光是中国人需要，外国人也需要。
主持人：对整个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走向或曰道路我可以用这样的几句话来概括，第一，基本上走的是西方化的道路，即是说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概念把中国的思想重新构造一遍，20世纪整个中国哲学的主流，包括这门学科的构建，走的都是“以西释中”这样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现在基本上告了一个段落。前几年，中国大陆的学者讨论和反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是对20世纪以来依照“以西释中”这样一个模式建构起来的所谓的“中国哲学”进行一种反思，其意义不在于否定中国有哲学，而在于反省和提示：用西方的转译来的哲学概念、框架和思维方式来构造的所谓“中国哲学”是不是中国哲学？
这样的问题与思考，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我们能不能走这样一条新道路，用中国自己哲学的思想，哲学的语言来描写中国哲学自身的固有的传统？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中国哲学可以走向一条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思维框架描写自己的哲学历史的道路，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东西，但在主体上确是中国哲学，让中国人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让西方人也觉得你们中国确实有跟西方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以中释中”的道路。
我最近在读《圣经》――《旧约》和《新约》，包括读基督教两个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像奥古斯丁、托玛斯・阿奎那的作品等。在他们的哲学里，也非常强调上帝的爱。而儒家哲学中，仁爱是最核心的观念。
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里，使徒保罗强调，如果不是以爱为基础，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的仪式，教会的活动，甚至是你把自己的生命都献出来的一系列的举动，其本身都不具有道德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读到这些文字，我就联想到孔子讲的：仁和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一个人做事的时候不具有仁德的基本感情，即对人类共同体互相的沟通不能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那么你遵守的这个礼和乐的制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初步感觉到，基督教的文化和儒家的文化在强调对人的关爱的层面上，其实有一致的地方。
在我们这里，有一些教授特别强调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反或者是相冲突的地方。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我看到基督教文化中还有很多东西跟中国文明相沟通的地方。比如说，西方文明从基督教以来特别强调以上帝的慈爱为中心来重新构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承认上帝的爱的基础上也强调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如果有一些人认为，我是因为把祭品贡献给神了，所以我对父母就没有东西孝敬的了，基督教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是亵渎神灵。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讲，基督教文明其实是用上帝这样一个最高的普遍的爱，来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还是要对你的父母有爱，对你的兄弟有爱，只不过他在重新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精神洗礼之后，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超越的上帝之爱，更没有通过上帝之爱来爱我们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确有差异，但绝对不是冲突。所以，我觉得中西文明之间除了有互相的差异性甚至冲突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互相沟通的地方。
由此，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当我们走过了“以西释中”的道路以后，未来我们可能在几十年，甚至是半个世纪里会走一条“以中释中”的道路，即真正从整个中国哲学自身特点出发的一条道路，然后再走向一个理想的境界，就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哲学来诠释西方哲学，西方人用他们的思想来诠释中国的思想，在“中西互释”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些人与人相处的低度共识？
所以，我觉得21世纪的中国哲学工作者肩负着两个使命：
第一，要超越“以西释中”的框架，在充分了解西方哲学，并吸收西方哲学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哲学的自身主体性。
第二，要走完“以中释中”的道路，或者说要建立一个“以中释中”的主体性，然后走向“中西互释”的开放道路，并能在此过程中达成一些低度的全球性的伦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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