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徽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桐城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桐城派学术研讨会暨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日前在安徽大学与桐城市举行。来自全国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同时，“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所”举行了揭牌仪式。
与会专家就桐城
关于桐城派发展和成功的原因，杨义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他说桐城派成功的原因：“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含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把唐宋以来的文章道统和一个新王朝治理国家结合起来，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方苞的时代是寻找正宗的时代，他把自己的“义法”说与《春秋》《易经》联系起来；其后刘大c又加入“神气音节”说，但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三是姚鼐的文章论。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姚鼐在书院40多年，培养了大批弟子。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王兵则从微观方面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曾国藩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曹虹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
辩证地对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王达敏在《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张器友，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周中明《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中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征”、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卢佑诚则指出：梅曾亮的“民?”思想有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民、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等。
对桐城派诗学、诗歌的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在历届桐城派研讨会上，研究桐城派诗歌的论文都寥寥无几。本次会议渐多。王小舒《体兼唐宋气合刚柔》一文，通过对姚鼐的诗及诗论的论析，提出了与学界长期以来将姚鼐及桐城诗派认定为宋诗派不同的看法，指出“姚鼐及其所代表的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这种地位是因唐宋兼融和刚柔相济两大特点奠定的，而不是在其是否为宋诗派。”(徐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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