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当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外地颁给两位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时，国人顿时惊愕不已。吃惊之余，更多的还是欣喜和兴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行为经济学与新
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还需要本着这种科学、务实的研究精神，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读读另一位行为经济学缔造者理查德・泰勒的早期著作《赢者的诅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时的经济学界格局并不如现在这样单一，新古典经济学仍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地位。按照当事人的回忆，它对其他经济学流派的态度是傲慢的，甚至充满着敌意，而行为经济学也恰恰是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倔强成长起来的。为了传播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行为经济学这一崭新领域，《经济展望杂志》主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特别邀请理查德・泰勒在这一新刊上以“异常现象”为主题撰写专栏，总结和介绍行为经济学在不同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以及各个可能的发展方向。由于《经济展望杂志》所拥有的良好声望，再加上泰勒等人的辛勤耕耘，使得这一专栏给经济学界带来了空前的影响，人们也由此改变了对行为经济学的固有成见，纷纷转入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阵营之中，这一思潮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一统格局，最后也才有二十年之后卡尼曼等人步入金色大厅的荣耀。由此可见，当初泰勒与他这个普及行为经济理论的专栏对整个经济学界具有非凡的意义。
对于学术的发展，像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这样的思想原创者固然重要，但像泰勒这样解构和普及原创思想的工程师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更可贵的还在于，泰勒继承了托马斯・库恩的研究传统――“发现开始与对反常现象的认知，通过这种以某种形式偏离预设轨道的认知，来指导正常的科学发展”，他的这一专栏就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专门以那些传统理论与现实世界相背道而驰的“异常现象”出发，并用当时比较时髦但并不为人接受的行为理论来解释之，让人们对原有的传统主流观点与行为经济的新理论有了耳目一新的重新认识。当然，在行为基础的这一探讨上，很自然地也会涉及到对新古典主流的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假设的争执和讨论。比如，在拍卖市场上，经常会出现拍卖的中标者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完全收益，甚至还会蒙受损失。这在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只要是理性的，那么行动决策者就能毫无代价地知道所有的知识信息，能完全计算其中可能的收益和损失，并权衡之。既然如此精明，就不会有现实中的实际损失。泰勒在这一专栏从真实世界出发，力图解释那些企图寻求最佳决策的行为主体仍会陷入超级理性、算计与情感的复杂纠葛之中而无法自拔，这便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遇到“赢者诅咒”这类不可思议事件的主要原因。
功成名就之后的泰勒在开栏十年之后应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再次邀请，重新整理了其中的13篇论文，出版了《赢者的诅咒》这本书。由于先期所铺垫的声望和影响力，很快使得此书成为行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重要著作。他对最后通牒博弈、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工资差异、拍卖市场、金融市场以及博彩市场中表现出来的合作、利他以及心理活动等的各种异象给出了系统的理论解释和实证证据。在该书中，泰勒作为行为经济学的早期开疆辟土者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行为经济学产生之处的主要任务、困难以及今后的各种发展可能性。当前有不少国内经济学者认为，行为经济学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叛者这一角色应运而生的，它的终极任务是击垮新古典主义者在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在此书中这位先驱者就在开篇就澄清，“在这本书中，我希望我能实现第一步――对反常现象的认知。或许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的改进版本。但是，这一新理论将仍然保留个体行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但同时又能兼容合作和友好的人性优点以及存储、加工信息方面的局限性等缺点”。很显然，泰勒等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为行为经济理论是以颠覆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出现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洞见更加贴近现实的真实情况。或者说，仍是保留新古典内核模式下的一种拓展和延伸。就如当初制度经济学发现交易费用一样，行为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也希望把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观察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法律、金融领域，从而形成更坚实、更贴近的经济学理论架构。
或许泰勒的这些行为探索对于现在的经济学者来说，已经是最普通不过的经济常识了，但在当时要普及这些“背经离道”的“异端”解说是何等的艰辛！此时，我们已经无法准确想象当初的泰勒以及行为经济理论的困境。不过，他们当初思考的问题与发展策略对于现在国内经济学者学习研究行为经济学、展望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发展来说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即使在这个数学、计量模型大行其道的中国经济学界，光怪陆离的技术工具开始走上了不可动摇的神坛，但仍无法掩饰泰勒这位开疆者的勇气和思想厚重感。
如今，我们再读泰勒的这本《赢者的诅咒》，已是时过境迁的二十载之后，但他的勇气和精彩绝伦的思想洞见着实会让我们这些沉溺于数学模型的中国经济学者暗暗地自卑一把。如果我们对理论的洞见和思想的解构真的能到泰勒这些经济学大师出神入化的贯通程度，那么我们为何不用大家都能看懂的简单通俗语言来表达呢？这反过来也恰恰反证我们今天对行为经济学的浅薄和急功近利，我们对它的思想基础以及理论前沿动态的理解仍是相当肤浅的，至少还没有达到泰勒当初融会贯通之神气，也更谈不上对行为经济理论前沿超越之形。这也使我想起道格拉斯・诺斯对学术贡献的那句评价：“对于一个学者所做出贡献的真正检验，并不在于他的名声，而在于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要看是否能够真正激励他人，是否能够促进新的研究，能否使整个学科充满生机以及它本身是否有能力长期存在下去……”很显然，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泰勒这位拓疆辟土者都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而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与其悬殊差距在何处，究竟有多大。这是我们重读此经典之时不得不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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