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启示
叶险明在《中国社会科学》二○○七年第四期撰文指出，“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
“现代性”教育学的批判与反思
刘旭东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二○○七年第四期撰文认为，教育学独立以来，以服务于现代工业生产和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为旨趣，在获得数量和效率的同时，却逐渐失去了它原本具有的生活性和文化批判品格。这主要表现在教育学在学科建设上仅仅关注学科逻辑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漠视多彩的教育现实。考察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到，它的诞生是平民式的，是在与人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活动中产生的，生活与实践是它获得发展与摆脱技术理性遮蔽的力量源泉，只有回归到生活世界这个基础，它才能贴近人的发展需要，重新获得无限的发展可能，成为促进人发展的最有价值的力量。因此，教育学要有高远的价值追求，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但与此同时，要认识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空洞虚幻之物，它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为教育学的旨趣在于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使人生活得更美好，而不仅仅是为了建构某种自足的逻辑体系。
脑的可塑性研究：现状与进展
王亚鹏、董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七年第三期撰文指出，可塑性是大脑的主要属性之一，在动物和人类毕生发展的进程中，中枢神经系统都有一定的可塑性。有关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对于揭示大脑活动的规律、进行临床矫治和干预以及教育教学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从分子、细胞、皮层地图以及神经网络等层面研究了大脑可塑性的表现模式、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但是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大脑皮层发生可塑性变化的过程中，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大脑在加工不同任务时可塑性的表现模式、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是特异性的，还是受到共同的机制的调节？成熟和经验各自在大脑可塑性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二者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影响大脑可塑性的表现形式、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目前都不是十分清楚。此外，从理论上讲，有关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对于教育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当前有关大脑可塑性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与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如何结合课堂教育教学实践开展大脑可塑性的研究，以便指导教育教学实践的科学化和实效化，大幅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摆在认知神经科学工作者、教育实践者面前的一项急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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