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自南非归来，赞叹说：“那里的环境真好！到处都是树，天空碧蓝。你没见过那里的鲍鱼，这么大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味道真是鲜美，我从没想过最好的鲍鱼竟然在南非！”
我没有到过南非
然而，就在本世纪初，以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再一次涌来。许多人深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在强调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的21世纪，这样的增长竟然再一次占了上风。
为什么会这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以剥洋葱式的手法，一层层揭开了谜底。
首先，为什么所谓“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的观点会风行一时？吴先生在查阅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后发现，它不过是以过时理论为依据的伪命题。因为作为其论据的“霍夫曼定理”（即预言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会成为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并不真是一个定理，而只是在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早在1956年，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就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20世纪60年代以后，霍夫曼的名字更是很少在国际论坛上讨论产业结构的学术论文中被提到。
吴敬琏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的梳理表明，在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之外，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早已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而我们在重化工业化浪潮中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早期增长模式的延续。
既然早期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那为何它在中国的影响依然如此根深蒂固？
表层的原因，似乎是人们认为现代增长模式是发展中国家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吴敬琏先生的研究发现，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转向现代增长模式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有的甚至低于不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三个主要源泉的开发，即“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渗透。而在今日中国，对这些源泉的开发并非没有可能。加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之上的增长。
但“重化工业化”风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则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并继续发生着作用。吴先生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三是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是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基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吴敬琏先生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而要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已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位列六大重点任务之首，但要根本实现这一转变却是任重而道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模式的抉择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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