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2007-08-2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岂之我有话说

“环境”一词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之一。有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苏格拉底生活在今天，他可能会是另一个苏格拉底，因为他将不得不思考与环境有关的哲学问题，从而有可能成为一名环境哲学家。我想，面对持续恶化的环境危机，今天的学者们都有必要关注有关环境哲学的问题，这是我们推卸不掉的一份社会责任。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环境问题也进入了我的视野。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古老的智慧长河，环境哲学是一门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新兴学科。可是，两者存在密切关系，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和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例如，挪威环境哲学家奈斯（A・Naess），称自己讲的生态“大我”，就是中国人讲的“道”。美国学者马希尔（P・Marshall）认为，《老子》一书最早清晰地表达了生态思维。英国思想史家J・克拉克，甚至把道家对环境哲学的影响与西方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思想革命相比,认为道家的自然理念正在对西方生态文明转型产生作用。上述评论是卓有见地的，反映出中国文化承载着一种亲自然的文化精神。这更激起我们努力拓展中国思想史研究和发掘其现代价值的兴趣。2003年我们开始编辑出版《环境哲学前沿》学刊。2004年，我们着手完成一套“环境哲学译丛”。现在首批译稿4种面世，我想借此机会谈谈若干看法。

关于“环境哲学”的特点问题，我的浅见是，环境哲学属于哲学范畴，是一门概念科学。不过，它新在哪里呢？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哲学属于自然哲学，或曰是自然哲学的延伸。我以为，环境哲学与自然哲学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原因在于：自然哲学范畴，因为对自然的好奇而产生，在认识上强调对象化与认识主体的中立性，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必然王国的规律。由于这个特点，它逐渐和数学与形式化方法、实证与实验方法结合起来，成为理论自然科学。

环境哲学产生的背景迥然有别，它与环境危机的激化有关，是出于关怀和忧患而产生的，其目的不是描述种种环境危机现象，也不是为了对环境危机的现状进行科学的解释。它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环境哲学的对象不是单纯的对象化自然或外部物质环境，而是伴随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一些哲学问题，它们涉及的是环境和人的关系，应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这样的“环境”概念比我们通常遇到的自然客体更复杂、更难分析和把握。它应当摆到与存在、变化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探讨。环境哲学的基本目的应该定在生命、人类可栖居的最佳状态上面，环境哲学应该可以找到通过最少的人为而达到最大成功的道路。其次，环境哲学需要对环境变化进行价值判断。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我们对自然环境的行为、道德判断、环保政策等方面。这里问题的焦点在于环境伦理的原则问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取消自然哲学，因为，当我们要判定何物应当受到道德对待时，就离不开有关生命、自然界复杂性关系的科学知识。再次，必须注意的是，对近代主流哲学而言，环境哲学诞生之初就面临各种争论，它包含很强烈的批判性特点，有人说它是对传统哲学的颠覆，有人说它应纳入后现代哲学，这些当然属于学术看法，可以继续争鸣。个人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此二者的关系。

诚然，要实现环境哲学的使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有必要谈谈这样一个问题，即：环境危机和自我的责任和社会动员的问题。

目前，对环境和后代的未来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是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类自然可以解决环境危机，甚至说环境危机是危言耸听；二是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生存意味着消耗、破坏甚至毁灭，人类终究难逃自造的环境厄运。这两种态度都只看到了环境问题的某些侧面，都不足信。尤其是悲观主义态度，它预言，人类最终会因为资源匮乏而导致自相残杀，或者不得不回到独裁、智力下降和道德恶化的状况。这种态度忽视了自我的动态和多元性内涵。其实，自我既有利己的一面，也包含有群体意识的一面。任何一个自我都有社会性，自我的表现与其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有关，美国学者马克・萨格奥夫（M.Sagoff）提出，每一个体都是多种角色的可能组合体，他或她既是消费者也是公民,既能追求个体目标，也能考虑公共利益和共同体的需要。由此看来，面对全人类共同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的分子完全有能力、且应该会做出正当的选择。当然，理论上个人可以承担起公共责任，实际上却未必然，二者的差距如何缩小？仅靠个人努力还是有限的，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切实发挥作用。我国的环保事业已经开展多年，收效不容乐观。究竟突破口在哪里？

我们初步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发展的历程和现状，通过各国环境保护战略实施的比较，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不同：环保状况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有个普遍现象，即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ENGO）异常发达。1976年有关统计显示，全世界有532个ENGO，到1992年出席巴西地球峰会的就有6000多个，今天，就更多了。著名的非政府国际环保组织如：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世界观察研究所、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等等。它们的作用不仅是响应政府，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公民普遍环境意识的成长和成熟，扩展了环境危机的解决途径，起到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应该系统探究ENGO的组织原理，试验合乎中国国情的ENGO模式，有组织地培训ENGO领导和管理人才，最大限度地通过社会力量补充和促进中国环境战略的实施。通过ENGO解决途径，还可望催生出新生的社会机制和结构关系，调适制度漏洞，增强社会活力，从根本上说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个有力的媒介。

今年适逢美国环保运动先驱之一卡逊（R・Carson，1907-1964）诞辰100周年，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来一些思想的碰撞，有益于我们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我国环境保护的万年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