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的史学研究中，“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也有学人认为这是“进村找庙”，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笔者倒是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提倡田野工作，不仅在于它能推动社会史、区域史的研究，而且还在于它拥有历史文献学的意义，因而，对这种“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研究方法的
从古到今，历史学最擅长于“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诠释。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际，傅斯年提出“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即着眼于此：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换句话说，历史的研究能直接研究材料，则会有很大的进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以前都是利用文献，如果能扩大更多的材料，那学问就有前途了。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其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也就是研究的工具能够采纳的学科的话，这门学问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史学发展到今天，通过田野工作，寻访乡老，历史文献的范围已被大大拓宽。碑刻、日记、书信、契约、科仪书、族谱、账本、民谣儿歌、戏曲唱本、民间传说、签诗、宗教榜文、日用杂书等已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历史文献；雕塑、画像、庙宇、祠堂、纪念碑、坟墓、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具等物质实体也慢慢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戏曲表演、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日常礼仪、年节庆典等也被纳入到历史文献的范围。借助于这些历史文献，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下移研究视线，从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走出，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从传统的、简单化的政治史、王朝史走出，转移到大众心态、地方风俗、民间宗教、村落文化等，这无疑是历史学的进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田野工作对于历史文献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拓宽历史文献的范围。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它脱胎于人类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视野，即在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侧重于文化全貌性的考察。历史文献是一种历史遗存，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不同历史文献的关联上。援引田野工作到史学研究，有利于历史学家把握历史文献的整体性、系统性。田野工作以考察社区为核心，在田野中，历史学家的社会整体观往往会变得很强，既需关注社区内部在空间上的共时结构，又要追问社区的历时变迁，同时还要观察社区内与社区外的关系，由此搜集到的各类历史文献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机的整体，这样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系统性。同时田野即历史现场，置身其中阅读文献，还能最快地感知各种文献互相依存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体验历史整体，从而更为综合地、具体地去理解“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王朝制度”与“村野民俗”、“地方性知识”与“跨区域流动”等在同一时空中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学通过田野工作，使历史文献获得“再生”。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之下，文献被质疑，史学典籍被解构，文献并不完全可靠几乎成为定论，即使如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也不例外。如果文献被打了问号，历史的真实还能存在吗？因而后现代思潮对文献所提的问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文献的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应该说，历史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形成从来无法逃避社会的影响。文献记录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阶级倾向、社会经验、角色身份都会被带到文献中去。也正因为文献的生产过程与社会发展脉络相联系，它在文本之外就传达了作者不曾表达或可能不想表达的意义。如何发现历史文献背后的意义呢？首先要了解文献，所谓“了解”，这是一种根植于历史文化脉络和字里行间的精细阅读。相比于书斋工作，田野工作将文献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更能直接思考：文献的社会基础来自于哪里？文献为什么被生产，它有怎样的价值、功能？文献活动与社会活动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文献有怎样的传播过程和传承经历？其组织形式和社会控制途径如何？借助这些问题，研究者可较快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它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同时，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文献所涉及的制度、人名、地名、社会关系、传承系统在时间与空间中被准确地定位，变得鲜活，富有生命。另外，即使某些历史文献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伪造的，那么在田野中利用文字资料、口述历史、历史遗迹，通过辨别细节，互相印证，得以揭示作伪的社会理由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在“不真实”中找到“真实”，从而就使历史文献获得更深层次意义的“再生”！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引用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的话，总结当代史学发展的过程和学科特点：“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所谓的“重大革命”，就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有了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田野工作”作为历史研究新方法，不能加以狭义的理解，应该结合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在方法论意义上加以进一步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田野工作”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如果能被学界更为深入地讨论，将能更好地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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