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国学版上，曹先擢先生对拙文（见7月26日国学版）提出了批评。曹先生是前辈了，长者有问，不可以默，故撰此文，以为奉答。
与人讨论或商榷，恐怕要将对方的文章认真读读。我认真读了曹文之后，首先理清和拙文有何不一致之处。
这时我发现，曹文在对“恪”在京津地区有kè、què两读的认定
那么，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在于拙文是从语音演变的角度切入的，曹文是从文白异读的角度切入的。也就是说，拙文更注意于历时方面的问题，曹文更注意于共时方面的问题。于是就显得我们之间的讨论，不像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我以为，文白异读的产生，其实正是语音演变造成的。这点，放在下面再来说。由于切入点不同，我们之间对下面两个问题的认识相左：①曹文认为鉴于陈寅恪先生的情况，还是读què为好，拙文则认为，在正式的场合应该按规范读kè。其他的人，如果名字中有“恪”，也当然以读kè为典要。②曹文认为，“恪”的变音què是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的，拙文则认为是一种规律的例外，是一种特例。
这里关系到两个问题：①对音变的认识和研究，②对音变的整理和规范。
音变是否都是符合规律的？有没有规律之外的例外？我想，这个答案早就有了。当然有例外。
现在谈到广切韵系统中的牙喉音部分字在今天读成j/q/x声母的颚化问题。这个颚化，是依据一、二、三、四等和开、合口而有所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表现，呈现不规整的状态。这在拙文中已经说明了，此处不赘。
牙喉音的一等字，就规律而言，未见颚化。这个事实是否真实？我以为是真实的。“恪”是一等字。这是否真实？我以为是。那么，结论只能是：“恪”读成què是不符合规律的，是规律的例外。曹先生如果不这样看，请举例说明。实际上，我也在努力寻求其他一等字颚化的例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客”条提到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客”字已颚化读如“茄”外，还提到“《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克是溪母一等字，这会不会是“克”字颚化的证据呢（如果这样，实在不可思议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会不会是“怯”字尚未颚化的证据呢？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克烈部族的音是Kereyid，这就证明，其时连三等字的“怯”也没有颚化呢。用“客”读qiě来证明“恪”读què是符合规律的，这是举证不能。因为“客”是个二等字，与一等的“恪”隔了一层。拙文中对此和其他的论据都已经作了很详细的分析了。曹文似乎根本就不看。我们讨论问题，只能从学理出发，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别的什么出发。不能说什么名人已经认定是什么就是定论。如果要用二等字的颚化来证明一等字也可以颚化，那北京话中有一个更切近的例子，就是“壳”字，这个字，在北京话中有三个音：ké/què/qiào，其中的què虽然在1963年废除了，但它确实存在过，也许至今北京也还有人在使用，这用来证明“恪”的ké/què两音不是更为直截了当吗？但是，这在本质上和用“客”来证明是一样的，是举证不能。
拙文用了相当多的文字讨论“恪”为什么会发生例外读成què，用了王士元先生的词汇扩散理论。归根结底，是它的音韵位置不太明确，它有个异体字作“?”，而“?”是二等字，这大概就是使它颚化的重要原因了。这种假设是否合理，当然可以讨论。但是，这和曹文轻松地用文白异读来简单推断是不一样的，不在一个逻辑平面上。
既然曹文认为从文白异读的角度切入便很容易说明问题，那我也就跟进吧。
文白异读作为平面的描写，当然不太难，但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有白读，研究白读在变化的原因，却是很艰难的事。
曹文似乎对文白异读的性质有理解上的误差，他简单地以为“文白读都符合语音发展规律”，这就太缺乏音韵学上的常识了。如果这样简单，那么，那些研究文白异读的学者还能称为专家吗？就拿曹文所举的例子来说，“轴zhú/zhóu”两音中，现在的词典中已经将文读zhú取消，只剩下白读的zhóu，而白读却又增加了zhòu音（如压轴戏），白读为什么要产生，白读为什么要赶走文读？这个白读为什么又衍生新的白读？而类似的“熟shú/shóu”，却为什么文白两读都还存在？也没有产生新的白读？这两个字在广切韵系统中，音韵位置除了声母有澄和禅之别外，其他完全相同。曹先生能将这其中的规律给我们显示一二吗？实际上，我们如果不承认有规律之外的特例，许多语音变化是无法解释的。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集中在广切韵系统中的入声字。现在主流的看法是，白读是由文读衍生的。但问题还不少。
曹文以为鉴于陈寅恪先生的特殊情况，“读kè,有违大家特别是国学界的习惯”，应该读què，因此，必须突破原先的普通话的规范。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即使按照名从主人的习惯，迄今也找不到陈先生说“恪”读què的实证。相反，除了用“koh”之外，陈先生致傅斯年的第76通信中，签名为“ChenYinKe”（见《陈寅恪集・书信集》页119,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个签名，正和他对毕树棠先生强调自己的名字读ke一致(见黄延复先生文《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2007-03-23《中华读书报》)。这就是用国语音了，也就是北京音的文读。另外，1938年10月4日由杭立武为陈寅恪申请剑桥中文教授事致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函件和附件中，两次强调“陈寅恪(ChenYinchieh)先生比较喜欢他的名字的罗马拼音作'TchenYinKoh'”（见程美宝女士《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罗马拼音“chieh”，按照当时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是读qiè的，读què就要写成chueh了。看起来，当时将陈先生的名讳读作qiè倒是更普遍些。但不管如何，这个材料充分说明，陈先生本人并不认同qiè、què之类的读音。
陈先生是江西义宁人，义宁是今天的修水，修水的吴应瑜先生（《义宁陈氏五杰》的撰稿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修水有土话，也有客家话，这两种话在读“恪”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都念ko（入声），折合成普通话，那就是kè。他还告诉我，曾在南京图书馆工作的陈寅恪的胞弟陈方恪，在所填的登记表中，特地在“恪”旁注上注音符号“ㄎㄛ”（相当于汉语拼音的ko。见潘益民先生《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图版）。总不能同一个谱派而兄弟异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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