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后徙居歙县。朱升幼年师从新安学派著名学者陈栎，重“华夷之分”，“严华夷之辨”，反对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因而不乐仕进。他46岁始登乡贡进士，50岁被授为池州路学正，但拖至52岁才赴任，三年后，便“秩满南归”，隐居于家乡石门山。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朱升“避兵
龙凤三年（1357年），朱元璋亲率大军出征浙东，道经徽州。他经邓愈的推荐，亲至石门向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时朱元璋受小明王韩林儿节制，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北方红巾军初起时，既谴责“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又提出“复宋”的口号，符合新安士人的政治理想。加上为朱元璋亲顾茅庐、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朱升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他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地狭粮少”的实际情况，进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朱元璋喜出望外，当即“命预帷幄密议”。朱升出山聘侍军门之后，朱元璋“令议礼乐征伐之事”。他“誓效智力以谋国，竭耿耿之丹衷”，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员辅佐重臣。
先说“议征伐之事”。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朱元璋所采纳，成为他营建江南根据地的指导方针。龙凤四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劝朱元璋亲临指挥，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说：“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朱元璋采纳他的建议，亲率十万大军前往婺州，令“城破不许妄杀”。至十二月，夺取婺州。接着，朱元璋又问：“处州密迩，可伐欤？”朱升主张攻取处州：“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朱枫林集》卷9附录，《翼运绩略》）攻克处州后，朱元璋即遣使礼聘刘基等三贤，与宋濂一起召至应天。龙凤九年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前三天，陈友谅军占据上风，朱元璋军处境不利。朱升献策说：“贼尽国兵而来，众多粮少，不能持久。我师结营于南湖嘴，绝贼出入之路，待其粮尽力疲，进退两难，前后受敌，克之必矣。”朱元璋说：“我粮亦少。”朱升胸有成竹地说：“去此百里许，有建昌、子昌、天保、刘椿四家，蓄积稻粮，宜急去借，勿为贼先取也。”朱元璋即分兵前往借粮，“果得粮万余”。后来，陈友谅“粮且尽”，至八月底不得不冒死突围，经南湖嘴进入长江，奔还武昌。在泾江口一战中，朱元璋冒着雨点般的流矢，亲坐胡床指挥伏兵截杀。朱升见之，急忙将他推入船舱，他刚离开，流矢“已中胡床板矣”。
再说“议礼乐之事”。1367年十二月上旬，朱元璋在应天着手称帝事宜，“命朱升兼议礼官”。朱升等议礼官“制定即位礼仪成，进上览毕，付中书省”（《翼运绩略》）。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登上帝位。其后，朱升又制定祭祀斋戒礼、宗庙时享礼，编纂防止“内嬖惑人”、干预朝政的《女诫》，并为朱元璋撰写了颁赐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刘基、陶安、范常、秦中、陈德等功臣的诰书，为明初政坛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朱升辅佐朱元璋十余年，文治武功并著，可谓居功至伟。但是，就在朱元璋称帝之后，朱升却萌生退意。洪武二年二月便正式“请老归山”（《翼运绩略》）。
朱升请求致仕时，已是71岁高龄。按古制，文官大抵是70岁退休，但在新王朝草创之时，一些劳苦功高的老臣是不受此限制的。朱升所以自请告老还乡，是另有原因的。原来，经过多年的接触与观察，朱升发现朱元璋的性格猜忌多疑，对臣下特别是儒士并不完全放心，规定所有的儒士均需由他亲自考察任用，“禁诸将擅用”（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儒士一旦得咎，便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如儒士许元曾受“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文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论议”。但在朱元璋准备跻登大位之际，他请求“告归”，却被以“忤旨”之罪“逮死狱中”（《明史》卷137,《许存仁传》）。朱升的同乡好友叶宗茂在邓愈下徽州时被授为婺源州守，就职后修城积粮，招抚流离，在任六载，为政有声。龙凤十年升任饶州知府，却因守将的诬陷而罢官，谪居濡须（在今安徽和县西南），三年后忧愤成疾而死。就在叶宗茂病逝当年即吴元年七月，朱升自己也不小心惹恼了朱元璋，当时朱元璋命他率乐舞生入见，“奏雅乐阅试之”。朱元璋亲击石磬，命朱升辨五音，朱升误“以宫音为徵音”，惹得朱元璋不高兴，指责“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明太祖实录》卷24），幸“赖熊鼎解之得止”（傅维麟：《明书》卷143,《朱升传》），才免受皮肉之苦。不过，这件事却在朱升心中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八月，他写了篇《叶宗茂哀诗序》，心情极为沉重地感叹道：“呜呼！宗茂则已，吾与（俞）仲谦（朱、叶之里友）之悲何时而已耶？”（《朱枫林集》卷3）更令朱升感到不安的是，朱元璋“以汉高自期”（《明史》卷135,《孔克仁传》），“行事多仿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明祖行事多仿汉高》），而汉高祖刘邦却是一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在群雄逐鹿之时想尽办法网罗天下英才，待到跻登大位之后，则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了（《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每念及此，朱升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深感忧虑。他当初出山是为了辅佐朱元璋重建汉家王朝，如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他决心告老还乡，安度晚年了。
朱元璋对朱升的请归很感意外，“欲赐以爵土”，但朱升“固辞不受”。他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朱元璋说：“卿子几何？即不受吾爵，独不使辅朕乎？”朱升老泪纵横，哽咽对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朱元璋说：“恶，是何言欤？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朱升答：“非臣过虑，数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赐以完躯，幸矣。”朱元璋为之恻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朱升甚觉欣慰，陛辞时郑重地对朱元璋提出：“伏愿陛下明照万里，治国有三重焉：东宫择贤师，保将相，久试贤能，百姓如保赤子。”（《翼运绩略》）次年十二月，朱升去世。
朱升预料到猜忌多疑的朱元璋来日将会上演一场诛戮功臣的血腥活剧，但绝对没有想到，在他死后几年，朱元璋会在强化君主专制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这种极端专制的寡头政治，加上朱元璋本人猜忌多疑的性格特点，必然要无情地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惨剧。只要被认为有碍于其专制统治的臣僚，不论是否功臣宿将，也不管是否握有免死券，均在诛杀之列。朱升的独子朱同，尽管在朱元璋进军浙东初期即立下战功，洪武年间官至礼部侍郎，并握有朱升为之求得的免死券，最终还是坐事被赐死。朱升担心他来日“不得老死牖下”的忧虑，竟不幸而变成了现实。（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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