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中的剪报
网络时代，给做学问的人查找资料带来天大的方便。倒不是说网络查找就“百度”百中，但毕竟快捷方面得很了。以前做学问写文章的人没有这
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许广平就说过：鲁迅“在写作中大量运用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剪报集，剪贴得很整齐，每页上还有他亲笔所写报纸名称和日期，这些资料是他从1928年到1933年期间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和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他当时打算运用这些资料写一篇东西的，后来没有写成”。
虽然这篇东西没有写成，但据剪报写成的文章却是不少。鲁迅早在北京时期已经开始剪报。据统计，北京时期的剪报共有三百多份，大都剪自《京报》、《京报副刊》、《科学新闻》、《益世报》等。上海时期当然更多。两相合计，数目惊人。
鲁迅先生的剪报，大都是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报道、社会各方面对这些事件的反应，还有文坛信息以及敌、友对他作品的评论甚至攻击，再就是一些光怪陆离的市井新闻等等。但不管内容如何五花八门，鲁迅的剪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以便写作杂文时利用。翻检过这些剪报或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就能发现剪报如何被鲁迅引用进他的文章。还有不少剪报未及利用，但也给我们提供了鲁迅当年的关注所在，于研究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动态有用。
鲁迅剪报中有1928年4月3日《申报》的“长沙通讯”：“湘省共产党省委员会破获”及该报同月10日消息“郭亮在湘伏诛续闻”，记载了郭亮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砍下首级“遍历长岳”、“借头示众”的血腥暴行。鲁迅在10日当天，即满腔悲愤地以此消息为由头，作《铲共大观》和《头》两文。他告诉读者，不管砍头示众闹得如何之凶，也不管麻木的人们如何得到满足，但“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鲁迅以为，革命，总会有革命者付出血的代价，一觉醒来革命成功只是梦想。所以“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纠纠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鲁迅预言道，“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屠杀是阻挡不住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的潮流的。由两篇剪报上的事件引起，而又不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鲁迅这两篇关于革命的傥论,至今震撼人心。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篇淋漓酣畅的长文中，鲁迅更是大量引录了剪报资料，先是耐心抄录了苏汶发表在1934年12月7日《大晚报》上致该报编辑的信，苏汶在信中,竭力为他的“第三种人”的作为费力辩解，鲁迅没有拆穿他的辩解，只用一句话回应：“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察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鲁迅又从《大美晚报》1934年3月14日剪下《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的报导和被禁的长长书目，再从《出版消息》第33期剪下《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一五九二号‘呈为奉令禁毁大宗刊物附奉说明书恳请转函中宣会重新审核从轻处置以恤商艰由’》，再剪录:《中华日报》9月25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工作紧张》的报道，后三宗，没了一字一字抄写这些“妙文”的兴致和耐心,干脆把剪报原件贴入手稿；读者还可检阅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准风月谈・后记》，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长文，引录剪报更多，文章所涉事实，剪报为证，宗宗件件,有案可稽；文章所论，则有的放矢，弹无虚发。嬉笑怒骂,风生水起,摇曳多姿中，显现出娴熟的斗争艺术和强大的战斗威力。
以鲁迅当时的处境和工作条件而言，他不可能跑图书馆，也不可能遍订国内诸报刊，他是靠勤奋，靠毅力，靠博览，靠朋友的协助，来从事剪报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当我们看到鲁迅当年的剪报实物和读《鲁迅全集》时，可以想见他戴起眼镜，手持剪刀，在案头，在灯下，边读边剪边写下剪报出处以备来日使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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