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从哲学高度提出和解决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

今年七八月间，是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70周年。这两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在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一、“两论”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哲学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从哲学高度提出和解决问题。1935年12月，他在总结政治斗争经验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1936年12月，他在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研究战争”，即研究战争的方法论，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讲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因为结合政治、军事讲哲学讲不充分，还不可能使人们完整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1937年7月和8月，他又到抗日军政大学作《实践论》、《矛盾论》演讲，专门讲哲学。

《实践论》、《矛盾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实践论》的主题是论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矛盾论》的主题是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哲学上这“两个统一”为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为反对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实践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矛盾论》深刻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实质，指出他们不懂得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他们既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取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懂得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检验我们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既不懂得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也不懂得以对这种特殊国情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彻底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明确的概括和总结，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两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哲学的层面说，促进了群众性学习哲学的热潮。1938年8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组织广大干部结合研究历史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研究历史经验要学习理论，而理论学习“暂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直到1942年发动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最终在全党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的层面说，全党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注重研究历史、注重总结经验、注重调查现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最终党的七大确立了这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

“两论”不仅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

《实践论》作为一篇认识论的著作，不是简单复述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和教条主义者思想路线的致命弱点，突出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集中阐明了认识与实践之具体历史统一的科学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第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第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和方法，而且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的重大意义，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这一论述，既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又进一步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第三，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特别是把“再认识”作为人类认识总过程中一个基本环节加以强调，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贡献。

《矛盾论》作为一篇辩证法的著作，也不是简单复述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根据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需要，抓住形而上学的要害和教条主义者思想方法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集中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拓展和深化了辩证法的研究。第一，首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科学思想，认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新概括，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科学思想，也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升华。第二，对矛盾普遍性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的表述：“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不仅指出了空间上的矛盾无所不在，而且指明了时间上的矛盾无时不有，纠正了“差异不是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使矛盾普遍性的思想得到彻底贯彻。第三，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系统发挥，论述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运动形式中各个发展过程矛盾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各个阶段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分析复杂现实矛盾的逻辑体系。第四，创造性地阐明了矛盾不平衡性理论，即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有这方面的思想，但没有形成相关概念；列宁提出了链与环的概念，他说，“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出现了主要矛盾的提法，但散见于教科书的叙事之中，并没有作为专门的哲学概念来使用。毛泽东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科学理论，指出这是矛盾特殊性在矛盾地位上的表现；把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明确地上升为哲学概念；对它们的科学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对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对此问题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些都是对辩证法思想宝库的新贡献。

“两论”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主要标志，谱写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章。在“两论”问世前，我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是译介型、学理型、诠释型和通俗普及型的，与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相当的距离。“两论”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一方面，它是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哲学总结，在理论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方面，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果，在思想资料和表达形式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后一方面，同样是“两论”的重大贡献。首先，“两论”批判地继承了几千年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优秀传统，并对中国哲学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回答了中国哲学史上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古老问题。《矛盾论》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易传》和《老子》这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吸收了阴阳之道、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对立统一思想，同时对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次，“两论”从中国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名言警句、成语典故中吸收了大量思想智慧，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在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中得到体现，从而使“两论”获得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两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结合新的实际学习“两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今天，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新的历史挑战，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两论”，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学习“两论”，有助于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学习“两论”，有助于提高照辩证法办事的自觉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照辩证法办事，正确处理事关发展全局的各种重大矛盾关系。比如：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东部发展与中西部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重大关系中，既要讲重点，又要讲全面；既要讲非平衡，又要讲相对平衡；既要讲当前，又要讲长远；既要讲差别，又要讲协调；既要讲先富，又要讲共富；既要讲手段，又要讲目的。总之，我们要讲辩证法，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并且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坚持那些应当坚持的东西，强调那些应当强调的东西，有原则、有针对性地系统解决我们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突出问题和迫切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哲学、研究哲学。他重视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在1956年写出充满哲学智慧的《论十大关系》；他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在1957年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重视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对物质结构问题发表了十分深刻的哲学见解，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今天，我们纪念“两论”，要学习“两论”，坚持“两论”，运用“两论”，还要根据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