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冯其庸在西域考察
张骞出使西域示意图
背负着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与期待,今年七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学研究中心,就像一艘刚被打造出来的战船,扬帆启航了。
这将是一次沉重的思想之旅。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老院长,为成立西域学研究中心奔忙了两年的冯其庸老先生心里最清楚――
西域学的源头在中国,可是中国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并没有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相反,在这个领域的各个子学科中,中国学者拥有话语权者寥寥可数,不少已成或将成绝学。
西域学本来应该是一个中国学者大有作为的领域,因为我们不但拥有数量庞大的有关西域的汉文古文献,而且西域语言中的大多数是诸多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在使用的活语言。然而现实却足以令每一个中国学者汗颜:中国的“西北舆地之学”自嘉道以后就因缺乏新数据、新方法而渐趋衰落,而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却因另辟蹊径而成绩斐然。以法国学者伯希和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学者不但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吐鲁番劫走了大量珍贵的西域古文献,而且利用汉语古音和民族、异国语言相互勘同、对比等方法来处理、解释这些多种语言的古文数据,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西北舆地之学”。以至西域学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冯其庸指出,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也是一次庄严的旅行。
西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域这一名称的指域常常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通常说来,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一般指的是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关以西的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指中原王朝西部边疆以西的所有地区,除包括狭义的西域地区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由于古代的西域地区是一个民族迁徙、融合频繁的地区,亦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枢纽,因而曾在西域地区出现过的众多民族及其语言、宗教和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域研究,特别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一门关涉多种学科的国际化的学问。西域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曾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近代中国的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清末中国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和民族危机。当时有相当数量的爱国学者积极投身于“西北舆地之学”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国学大师的相关著述,至今仍然是从事西域学研究学者的必读书目。
2005年9月20日,一份署着季羡林和冯其庸名字的报告递交到了党中央。两位老人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在中国的古代,曾经有一些民族留下了语言文字,但是后来这些民族却消失了。这种文字通常叫做死文字。例如:粟特文、吐火罗文、于黹文、印度古梵文等,以上这些珍贵的资料,老早即被西方的掠夺者所劫取,但在这些古文献资料里,不仅包含着当时的民族风情,而且反映着西部不少少数民族政权的内附关系,以至于汉政权行政机构的设施等等。但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大部分在外国人手里,其解释权也由他们掌握主导,我们建议急需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并调集国内极少数的几位专家一起来带研究生;二是向国外派留学生,不仅学习这些古文字,而且可以在国外搜集原始资料。我们凭借这些资料,一是可以向兄弟民族做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二是万一有国际争端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利用这些资料,解释这些资料。”仅仅过了6天,中央领导同志就作了批示,要求财政部和教育部全力支持这件事。
这也是一次希望之旅。
我们的西域学还有迎头赶上的时间,我们甚至还有赶超西方研究水平的条件,冯其庸对此充满自信。他说,只要我们中国学者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充分发挥我们潜在的优势,扬长避短,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国际一流学术水平间的距离,重兴绝学。
为了这次希望之旅,一个名叫沈卫荣的年轻人带着厚重的知识积淀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在2005年结束了自己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活,回到祖国。在第一次见到人民大学校领导的当天晚上,就和国学院签订了合同。目前由他担任所长的西域学研究中心已有乌云毕力格、王炳华、孟宪实、毕波等国内一线学者共同加盟。
对于民族语文,特别是一些濒临失传的古代文字的学习和掌握,是保证研究工作达到国际一流水准的关键因素。为此西域研究中心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北京大学东方学院段晴教授,亲自为国学院的本科生教授西夏文和梵文课程。他们还与世界著名的回鹘文专家、德国科学院教授PeterZieme先生达成协议,请他来国学院开设回鹘文课程。除了语言训练以外,他们还开设了一系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课程,如“西域考古”、“西域胡语文献研究”、“丝绸之路的文化与艺术”、“国学与西域研究”、“西藏文明与藏学研究”、“汉藏佛学比较研究”等,系统地引导学生进入西域研究各分支学科之中。
为了尽快与国内和国际学术同行建立起实际的学术联系,一年多来,他们积极组织和参与了各种学术活动。他们与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一起成功地主办了“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际上第一次以黑水城为主题的跨学科国际学术会议。他们还与西北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国际会议”。
文献资料的掌握是任何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起点,像西域研究这样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学术领域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室,则一切无从谈起。为此,沈卫荣和他的同事们投入了许多的精力。迄今为止,他们已经采购了国内目前能够见到的所有有关西域研究的文献资料。他们还利用出国访学的机会从欧美、日本采购了部分有关西域研究的图书资料,特别是有关藏学研究的最新研究著作。已故著名蒙古学者、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先生的家属将先生生前所收藏的所有图书资料捐赠给了他们。国家宗教事务局捐赠了两套汉文大藏经。此外,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荣新江教授将他多年来收藏的有关西藏学、西夏学的珍贵图书资料悉数捐赠给了资料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亦将他收藏的所有海外出版的西藏学图书资料捐赠出来。这都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西文学术著作的收藏。
我们深信,我国的西域学研究定会如季羡林和冯其庸两位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里能取得权威的解释权,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