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的发展：二十世纪的历史与现代化

内容提要 20世纪的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就席卷了整个非西方世界。革命缔造了许多现代民族国家，也造成了世界落后地区的巨大政治动荡。与此同时，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的欧美国家在繁华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种源自民族对

（一）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正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在亚洲东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另一场在非洲南部：英国人征服了荷兰人的后裔。两场战争都说明：工业文明正携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向全球，任何人想要抵挡它都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帝国会在它面前坍塌，欧洲的农垦殖民者也会在它面前退让。英国似乎是工业文明的体现者，其庞大帝国已经达到了顶峰。欧洲这时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大洲似乎都衰落了。但不久后另一场战争却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在日俄战争中，亚洲的日本人打败了欧洲的俄国人！于是人们发现：问题不在于是欧洲还是亚洲，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问题在于要不要现代化。事实上，这时一切民族都在作最后的选择：是维护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文明，还是变革？而“现代化”其实是不容选择的。20世纪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进程。

为追求现代化，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它首先在俄国发生，接着又席卷亚洲，然后掠过南美，最后冲进了非洲。在革命中，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民族站起来，新民族的目标是实行现代化，为此则需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古老的国家框架不足以应付新的世界局面，欧洲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于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就席卷了整个非西方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则是创造新国家的手段。两种手段又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推翻旧制度、摆脱殖民统治，造就了20世纪世界落后地区的巨大政治动荡。由此，我们看到革命与战争的狂飙扫荡了亚非拉：中国、土耳其、伊朗、墨西哥、埃及、伊拉克、古巴、越南、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世界广泛地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落后国家为摆脱被宰割的命运而做出最后的努力，其结果，是亚非拉国家普遍走上了现代化之路。20世纪是个辉煌的世纪，它标志着亚非拉重新走上世界舞台。

但战争和革命是需要代价的，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轻易发动革命；而一旦革命发生，其社会代价就会十分巨大。进而，革命虽说可以打碎旧世界，但未见得一定都能创造新世界，革命胜利后的道路会更长、更曲折。20世纪对亚非拉来说又是个苦难的世纪，亚非拉国家经受了太多的痛苦。

但不管怎么说，革命造就了许多新生的民族，缔造了许多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才可能真正开始现代化。20世纪，非西方国家发生了那么多的政治动荡，其真实的含义就在这里。相比之下，没有经过革命的国家虽然庆幸自己避开了震荡，但它仍旧躲避不了铸造民族国家的阵痛。像印度那样完全用非暴力和平主义铸造民族的国家后来依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不发达国家要想实行现代化，就首先要创造出适合现代化的政治条件。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相比之下，在20世纪开始时，欧美正歌舞升平。这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区，也是现代化的策源地，当世界其他地区还在为要不要接受现代化而痛苦地抉择时，西欧北美已基本上完成了现代化。19世纪它们经历了工业革命，现在则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雄居世界。它们的经济发展势如破竹，政治民主化也接近尾声，像德国这类国家虽说落后了一步，但现代国家的原则也已不可逆转。社会多元化已成定型，各种社会组织如政党、教会、文化团体都已步入规范轨道，民众运动如罢工、学潮等已变成体制内的事，不再对社会的基础造成伤害，相反，它们还可能对社会起一种修补的作用。相比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言，社会发展略逊一筹，尤其在社会平等方面问题严重。但新世纪开始时，欧美已呈现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它们是后发展国家有意无意中模仿的榜样。

但欧美的繁华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这危机深藏在自身的现代化形态中。第一个危机来自民族对抗，来自于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结构。民族国家曾经是欧美现代化的基础，没有民族国家，现代化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启动。但民族国家又都是利己的，这就为对抗埋下了隐患。极端民族主义将造成战争，国家间的战争又都规模巨大，产生的破坏力也特别强。20世纪开始时，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已经剑拔弩张；到1914年，终于把全世界都拉进战争。这是第一次“世界的”大战，也是20世纪第一次大劫，几千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大量财富被毁灭。看起来，经过好几百年的演进，民族国家在欧美已面临一个新局面：当现代化正在接近尾声时，作为现代化载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也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第二个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这个制度在欧美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它是欧美现代化的执行方式，欧美国家现代化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却已千疮百孔，它不仅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而且造成社会的畸形状态，不平等现象极为严重。不久后，连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也不能正常维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轰然爆发：1929年，纽约股市一泻千里，世界经济瞬刻坍塌，欧美各国在经济崩溃的打击下苦苦挣扎，政治怪胎则在德、意、日等国形成，邪恶势力甚嚣尘上，一时间似乎就要吞没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对此似乎是一筹莫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在危机中打响。世界再一次被推向浩劫，更多的生命被摧残，更多的财富被毁灭。到这时，民族对抗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都达到了极点，现代社会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变成了历史的转折点：战争转变成“人民的战争”，人民战胜了强权，正义战胜了邪恶。这次大战和上一次不同，善和恶的阵营都壁垒分明。战争中人们开始思考：既然人民赢得了战争，那么战后的社会又应当怎样？西欧北美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假如它能够从这场劫难中幸存下来，那么下一步应当怎样走？

苏联就是在这些危机中走上世界舞台的。1917年，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随即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在一战后的20多年中它快速发展，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在二战中它又以高昂的姿态和顽强的战斗力抵挡住纳粹德国的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苏联的成就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促使许多人思考：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是否更合适？

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化出现了新的格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道奇妙的分水岭：对西方国家来说，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化的结束；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似乎又是现代化的开始。

西方现代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优势与弊端都已经十分清楚。二战后人们企图修补这个社会，修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修补资本主义，二是修正民族国家。两个方向上都需要对几百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于是一方面出现了“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修补资本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资本所有权方面的“人民化”，二是社会制度方面的“福利化”。资本“人民化”不是公有制，而是千百万普通民众购买股票，成为掌握小股份的“人民资本家”。无数“人民资本家”加在一起仍抵不上几个真正的资本家，但股权关系的变化确实使“有产”和“无产”间的对立变得模糊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成了“有产者”。于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两极社会逐渐变形，中间集团膨胀，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社会学家说，这是一种最稳定的社会结构，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也确实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程度。在社会“福利化”方面，国家介入分配过程，使财富的巨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缩小，同时又为最广大的国民拉开了一张安全网，使其基本生存得到保障。这张安全网其实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到20世纪才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推行。以上两方面的修补都意味着对私有制的触犯，但私有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由于有这些修补，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变得相对平等，财富的分配也相对合理，大多数人都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资本主义自身似乎经历了“现代”化。然而当资本主义被“现代”化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它是否在走向“后现代”？

当然，“后现代”是否会出现、它会是什么？这也许要过一两个世纪才能看明白。

在修补资本主义的同时，西方也企图修正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民族主义有偏狭性，民族国家这种形态也不完美。民族国家出现时，它是为现代化提供有形的载体；但是当现代化完成之后，民族国家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人们一再看到：国家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使战争的危险性不可避免，因为在国家间不存在仲裁机制。正是出于这种认识，20世纪出现了两次建立世界性组织的努力，国联和联合国就是其成果。但两次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原因是它们试图把全世界都放在同一个标准下。但世界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统一的仲裁标准到现在仍然建立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在地区范围内实行“一体化”，在发达国家间建立超国家机制。修正的方向是企图“超越”民族国家，表现的方式是西欧“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下的层面上对它进行“越位”，从而对它的主心骨――国家主权――实行分解。但是当民族国家被“超越”后，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说现代化的载体――民族国家已经被超越，那么西欧是否在超越“现代化”？

然而，这种超越又是非常困难的，欧盟在最近几年中遭遇的种种挫折，包括欧盟宪法的失败与“东扩”所造成的目标扭曲，都为欧盟最终的走向打上了新问号。

（四）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非西方世界。当西方出现离开“现代”的迹象时，世界其他地方则正在走向现代化，就许多非西方地区而言，现代化才刚刚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此提供了契机。

大战中民族解放的思想广为传播，正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战争才发动了世界人民，共同战胜了法西斯。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汹涌澎湃，持续了几百年之久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一大批新兴国家涌现出来，现代化由此而具备了世界的性质。如果说迄至此时，现代化主要在西欧北美展开，世界其他地区还只是受到冲击，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处于被动地位；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地区全面实行现代化的条件才算成熟了。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全球化”由此才具备了真正的意义――并且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说整个世界开始融为一体了。

然而正因为有“全球化”，才会凸显“多样性”，“多样性”和“全球化”彼此不可分离。首先，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差距太大，发达国家已经离开现代化了，不发达国家却在努力走进现代化，这样就造成判断与措施方面的巨大反差。比如说，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到：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法宝，因此组建和维护民族国家成为其基本国策。然而正当它们打算运用这个法宝去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发达国家却在“超越”民族国家，把民族国家说成是某种意义上的障碍了！如此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尖锐的冲突，世纪末出现的许多事例说明了这一点，世界的多样性也就这样体现出来。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观念的不同和目标、手段的不同，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发展；对发达国家来说，发展的副作用则是最迫切的问题。

其次，不发达国家自身也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色。亚洲最大的问题是摆脱传统束缚，让古老的文明去适应现代化内容。亚洲在20世纪经历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动荡，但是到20世纪末，亚洲现代化也取得最大的成功。拉美的问题是独立战争遗留的，独立迄今近200年，它们仍然在为独立战争没有解决的问题偿付债款；不过，它仍然能实行“低度发展”。非洲的问题是殖民主义造成的，但更严重的是部族主义在当代的蔓延，非洲多数地区仍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现代化路途漫漫。中东则深陷在各种利益的争斗中，利益冲突使冲突各方都无力自拔；但同时，中东的人们又把自己纠缠在要“现代”、还是“前现代”、或是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独特“现代”的无穷无尽的争论中，从而一再错过追求现代化的较好机遇。纵观全球，人们似乎可以看出：不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也许比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不平衡更加难以解决。

最后，20世纪又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烈对抗，这在此世纪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1917年，一种非西方的发展模式首先在俄国出现，它力图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实行现代化。社会主义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适合的发展方式，它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用国家的力量直接推动现代化。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这鼓舞了许多民族。当时，资本主义正面临最大的危机，社会主义则发挥着最大的吸引力。二战后，有不少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很快就多样化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生分歧。当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修补自己时，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原来也是需要完善的，只不过人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到世纪末，问题变得越发明显：苏联模式消失，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的发展是不平衡的，20世纪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不平衡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现代化”开始之日起，不平衡就是书写世界历史的主要作者。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将来的更尖锐的不平衡，因为全世界都被现代化席卷了，而现存的差异又十分惊人。现代化及其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是近现代历史主要的冲突来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何在新世纪面对这个问题，确实需要人们去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