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在近代进步知识分子眼中，“文化”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以教化”的局限，演化为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问题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面对当前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我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似乎有点步履沉重；而中西文化激荡了近百年的争锋至今仍在继续，其形式越来越隐蔽，其程度却越来越剧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种由于历史因素而造成的民族间、国家间的文化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而它所主导的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当然，我们很难同意亨廷顿对于文化差异的武断结论，然而，各种文化间日益明显的分歧，却是我们不能不去正视的。
面对新世纪，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将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多元的文化环境，又将倡导一种怎样的文化发展战略，这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命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任务，这成为我们当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那么到底什么是和谐文化，我们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十分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近期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和谐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系统阐述了党的文化建设理论，对什么是“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理论根源和基本问题，以及如何实践“和谐文化”等问题作出了解答。本书作为人民出版社向十七大献礼的“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文化与哲学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主持编写。全书约二十五万字，分为六章，主要从和谐文化的历史考察、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基本原则、战略意义、主要内容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证，对和谐文化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
本书作者指出，当今世界所谓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影响着全球。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人类应该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平等共存、和谐共处，以开放和宽容的心态，追求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也就是既保留民族意识，又大胆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性。因此，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坚持继承发扬的原则：会通古今，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实这一原则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意识到现代化决不是西化，它离不开各国的历史、特点及传统，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取于外以资于内”，即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好东西，使之有机结合，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一原则是常为新的，我们时刻都不能懈怠。
纵观全书，其最可宝贵的特点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理论的探索，还把理论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上，针对当前文化现状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加强文艺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加强传媒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中国文化实力。这些内容都是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相信对广大干部群众建设和谐文化的工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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