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维度的人性观：伦理学维度的人性观，教育学维度的人性观，政治学维度的人性观。伦理学维度的人性观，把人性或界定为善，或界定为恶，抑或界定为不善不恶、有善有恶。伦理学讨论人性是通过善恶的评价，引导人们向善进而做善举。教育学维度的人性观，虽然也讨论人性的善恶，但它看重的
治国必因人情。韩非主张“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下引只注篇名），治国要“循天顺人”。（《用人》）所谓治国因人情，循天顺人，就是根据人情的现实治理国家。因情治国，循大顺人，是韩非提供给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方略。为什么如此呢？在韩非看来，人情就像天道一样不可违背，而天道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所以必须根据人情实际来治理国家。
人情好利恶害。何谓人情？人情即人的本性。“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显学》）韩非认为人生来就有的非所学于人的自然本能即人性。那么人性的实际如何？“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即人的本性是喜欢好处，厌恶坏处；人的常情是安全有利的就靠近它，危险害人的就离开它。并于人好利，韩非有两段经典论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外储说左上》）在韩非看来，无论是地主还是雇工，他们在表面为别人时，实际上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努力为别人做事，只是为了在对方那里获得更多的利益。“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表现为对别人爱的行为，还是表现为对别人恨的行为，都是为了利益。
好利恶害无善恶。学界多以为韩非是主张人性恶的，理由之一是他曾经师从荀子，而荀子是主张人性恶的；理由之二是他主张人好利恶害，而好利恶害就是性恶论。其实，韩非虽然师从荀子，但并没有师从他的性恶论；韩非虽然多处论述人好利恶害，但没有一处把人的本性说成是恶。为什么不把人好利恶害说成是善或恶呢？韩非给出两点理由：其一，好利恶害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所以无所谓善恶。“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定法》）在韩非看来，人由于自身的能力和外在的条件，必须靠追求利益才能活下去，必须好利恶害。因而，好利恶害是无所谓善恶的。其二，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讨论人好利恶害的本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要把握人是好利恶害这个实际并根据这种实际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了。这就是韩非人性观与其他人性观相区别的根本点，是他政治维度人性观的集中表现。
因情赏罚。韩非虽然对人性持无善恶的态度，但从治理国家的维度对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还是表现出积极肯定的取向。这一方面表现为治理国家对人好利恶害之本性的利用；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好利恶害之人的否定。
韩非主张因情而治和循天顺人，具体到治国的实践又如何呢？“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也。”（《内储说上》）“夫利者，所以得民也”（《诡使》，“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储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制分》）因为人是好利的，所以可以用利来获得民心。民众所喜欢的和讨厌的事物，是控制在君主手中的，民众喜欢的是利禄，厌恶的是刑罚。君主掌握民众喜欢的利禄和厌恶的刑罚，就可以驱使民众。在韩非看来，君主要根据好利恶害的人性实际，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把君主所需要的东西通过利益的手段给予民众，即通过赏赐使民众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把自己不希望的东西通过刑罚的手段在民众中禁止，即诛伐违背君主意志的人。“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容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八经》）在韩非所处的春秋战国末期，君主的意志和目标是富国强兵，称王称霸。“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由于“富国以农，拒敌以卒”，“能越力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心度》）因而要富国强兵、称王称霸，就要努力耕战。所以，韩非主张的赏罚，也就是通过赏赐的手段，使百姓努力耕战；通过诛伐的手段，使民众不做不利于耕战的事，进而使国家富强起来。
在韩非看来，正是由于人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君主才可以利用这个本性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而人如果不好利恶害，君主就没法让民众为我所用，进而也就不能实现治国的目标。假“使人不衣而不饥不寒，又不恶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八说》）韩非的主张是“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外储说右上》）韩非通过一个故事进一步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太公望被封在东边的齐国，齐国东边海上有两位隐士叫狂鹬、华士。这两位兄弟说：不做天子的臣民，不做诸侯的朋友，自己耕作自己吃，自己挖井自己喝，我们无求于别人，用不着天子诸侯给我们的名号，用不着君主给我们俸禄，我们不争取官位而争取自己的能力。太公望到了营丘之后，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杀了。周公旦说：他们是有名的贤人，你今天刚刚有齐国就杀贤人，为何？太公望说：他们不做天子的子民，我就没法让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不做诸侯的朋友，我就没法让他们指使他们，他们无求于别人，我就没法对他们施行奖励、惩罚、鼓励、禁止。他们不需要官爵名号，虽然有名却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仰仗君主赐予的俸禄，虽然贤明却不能为我发挥功效。不做官就不能为我制约，不接受职务就说不上忠于职守。古代圣王驱使臣民的动力，不是官爵就是俸禄，不是刑就是罚。这四方面不足以驱使他们，那我还做谁的君主呢。（《外储说右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非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是极力反对人不好利恶害的。这是韩非以特殊的方式，从反面对人性进行的积极肯定。（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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