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本书，虽不敢说真能伴我终身，可几十年来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一本是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的故事》，另一本便是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前者，1964年去湖北四清，晚住沙市，??细雨中购于沙市新华书店；后者，1978年春去南京出差，购于秦淮岸上夫子庙新华书店。这两本书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和张秀民先生有过几年同事经历。我来馆时，他有50出头，一身蓝布中山装，中等偏高的身材，清瘦而温文尔雅，很少说话，有忠厚长者之风。那时馆里人少，彼此都认识。一到工间操时间，大家从各部组走出大楼，有的做广播体操，有的三五聊天，有的沿琼岛西涯的栏干散步，唯张先生打拳。他打拳的地方有两处，或在大楼东角楼以西平台上，面对铜仙鹤“白鹤亮翅”；或在东角楼以东、展览厅之前的树林里“海底捞针”。每当进入境界，伴着呼吸的节奏，气沉丹田，目不斜视，神态飘然。
我和张先生没有过多的交往，但我与其神交则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后新的历史陈列上。新的历史陈列中有“四大发明”一栏，其中有关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就用的是张先生的说法，因我读过他1958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后来到馆里工作了，才知道此书的作者就在北京图书馆。我一来北图，就被分配在善本部善本组工作。那时善本部全部人马只有26名，善本组就占去了11名。那时的善本组不预备工具书，唯一的一部，就是那种老版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此我曾建议陈恩惠组长，应置办一些工具参考书，先生告诉我“那得记”，我只好收回牛犊之想。1966年6月后，国际交换组扔出来很多多年采购积压而又怕被说成是“四旧”的书刊，我和另外两个善本组的年轻人就一道去捡，而捡的书中好象就有张秀民先生的这本《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这本书同其他捡的书一道，成了善本组工具参考书的滥觞。这本书在组里谁都可以借用，但借时必须登记，用完必须自还。1972年前后，这本书不见了，不知是谁拿走密而不还，我心里很不高兴。直到1978年去南京出差，才在夫子庙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但它已是第二次印刷本了。从此，它跟了我30年。迄今，年年还要翻，年年还要看，年年还要检用。其后，张先生1989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史》；2006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增订版《中国印刷史》，也都及时成了我的案头之物。他的书哪处最扎实，哪处还可商榷，哪处还有材料可补充，我心里几乎都有数。
1987年新馆落成，张先生是被请回馆，还是自动赶回馆，我不清楚。但在善本陈列室我见到了他。寒暄之后，先生就说：“你那篇《古书旋风装考辨》，看来是对的。”我请先生参观，并告他善本部还未搬迁，欢迎您回老馆看看。第二天，我陪张先生在老馆各处探旧谈往，指物说昔，看出来张先生内心对老馆有深厚的感情。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张先生了。去年馆里给张先生办百年大寿，我因出差境外，没能赶上参加。回京后不久，却得到了先生新出版的增订本《中国印刷史》上下两巨册。抚物生情，眼望南天，遥祝张先生健康长寿！没成想，寿祝活动两三个月后，先生却乘鹤仙逝，西归道山了，心中怅然。
今天国图党委常委做出决定，号召全馆员工向张秀民先生学习。作为在职员工中唯一和他有过同事经历的我，有很多话想说。但归结起来，如下方面，几十年来我一直暗自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知识。张先生在馆供职四十余年，始终没有在善本部工作过。可是他的《中国印刷史》却涉及很多善本书的刻梓与版本，使在善本部工作的老少员工反得学习他这本书，这何等的了不起！
向他学习坚韧。张先生讷于言而敏于行，自他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的印刷史，几十年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先生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唯一所欲者就是要完成《中国印刷史》这部煌煌巨帙。所以他几十年清虚自守，黄卷青灯，锲而不舍，坚忍不拔，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
向他学习学风。张先生为学十分严谨，十分朴实。他的材料都是自己读书得来的，他绝不轻信二手材料。他行文十分精练，精练到近乎吝啬。洋洋110万字的《中国印刷史》，几乎没有废话，这是多么值得大力提倡的学风！
向他学习品格。张先生1971年就退休了，以他当时的工资水平，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大概少的可怜。如此微薄的收入，还能抽出部分赞助小学、修桥补路，简直不可想象。
张先生离我们西去了，但他的精神永存。几十年青灯黄卷独自守，八百页鸿篇巨帙留人间。张先生永远值得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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