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高兴再次有机会同胡锦涛总书记会见,并见证中国的新变化、新进步”,“听了胡总书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介绍,欧洲社会党发现它同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感兴趣,希望两党今后能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欧中双方相互学习与借鉴,制定共同发展的线路图,实现双方经济、社会、
是的,当黄华光局长向记者转述拉斯姆森的这番话时,脸上流露出欣慰的表情。谈起中国共产党与西欧政党的交往,他感慨万千。抚今追昔,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西欧地区政党的交往史,也是我党不断总结经验、超越分歧、走向开放、谋求合作的对外交往史。交往早、曲折多,这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欧政党交往的一个特点。5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同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开始了党际交往。双方互派代表团,参加彼此党代会,交流治党经验。那是双方党际关系比较融洽的时期。不过,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双方关系出现变化。论战不断,矛盾尖锐,以致关系一度破裂。直到70年代后半期,双方关系才雨过天晴,恢复正常。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团访华,引起当时世界舆论的轰动。我党邀请贝林格访华的重大决策犹如催化剂,大大促进了我党同欧洲政党的交流,不仅推动欧洲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与我恢复关系,也为我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欧洲其他类型政党的党际交往起到铺垫作用。
1981年,法国社会党领袖、总统候选人密特朗作为欧洲第一个社会党领导人应我党邀请访华;1984年,德国社民党领袖勃兰特也对中国进行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访问。中国共产党在对勃兰特的接待中首次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的方针。这是我党借改革开放春风在党际交往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使我党对欧洲政党的交往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
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与欧洲政党的交流进入全面开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交往对象空前扩大,对话范围空前拓展,并逐步走向机制化。欧洲多数左中右政党都与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各种形式的对话与交流渠道不断拓展,并开始有了机制上的保证。对话主题已不再局限于介绍各自党的情况,双方开始就全球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和治国理政经验进行研讨,国际安全、世界新秩序、联合国改革等敏感话题也纳入交流范围。欧洲政党普遍认识到,这种党际对话交流是了解中国、推动中欧互信与合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渠道”,因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对欧交流呈现更加活跃、更加深入的特点,并在政党交往中更多注入“经济因素”,“以政促经”,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于总体外交,服务于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与和谐社会的建设。目前我们同欧洲政党的交流更加注重加强针对性,提高交往质量,重点开展好与欧洲大国、大党以及欧洲地区性政党及欧洲议会各大党团的交往,以求更多地“消除误解、增加共识、促进合作”。
应该说,党际交往是一“长线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与积累,我与欧洲政党的交流已经显露出可喜成效。由于面对面交流的增加,欧洲一些曾经对我误解较深的政党人士开始转变看法;在一些过去无人替我说话的组织机构中,“一边倒”的状况开始得到改变;许多欧洲政要越来越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也在这种交流中逐步树立起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欧洲的党际交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拓展,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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