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清风送爽。“百名作家手稿展”日前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落下帷幕。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作家手稿展，为期17天的展出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发烧友，慕名而来的观众络绎不绝。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说：“在电脑和网络普及的当下，不仅去世作家的手稿已成为文物，在世作家的手稿也极为罕见。我
带着对作家们的敬意，记者也专程前往，领略那里浓浓的文学氛围。
手稿大展首次举办
在鲁迅博物馆里，见到那些手稿，就如同见到熟悉的文友们，我的心立刻温润起来，先前那股不快的情绪逐渐淡去。那天在经过这座著名博物馆的685路大巴车上，那位30多岁的售票员竟说“不知道有鲁迅博物馆”，“从来也没有人问起过”。这可真是的，这位伟人这么快就被遗忘了吗？是谁失职了呢？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新闻界，或者是作家们自己？
历史就是这样，需要不断重复，不断教育，不断温故而知新。不然，很轻易地就会遗忘和被遗忘。也正因此，才有了金秋中的这个“北京文学节”，才有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这个“北京百名作家手稿展”。这是北京的文学史，是北京的文化发展史，也是整个北京历史的组成部分。
“北京文学节”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内地第一个文学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今年这第三届恰逢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应该搞些什么活动呢？为此，北京作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费尽心思，最后提出动议:用举办作家手稿展览的方式，为今天的文学事业做一个薪火相传的、庄严的承诺。
北京的作家们马上行动起来，翻箱的，倒柜的，捡拾历史的，复写今天的，短短时日，老中青几代北京作家的手稿、照片和资料就都到齐了，人心也聚齐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充满书香墨迹的展览――这是新中国首次举办的作家手稿大展。
开幕式一大早，近百人从北京四九城、五郊八县赶了来，一个个笑逐颜开。绿树、红墙、黄色琉璃瓦的鲁迅博物馆里，苍松凝碧，翠柏吐绿，一串红和金菊竞相绽放，开成了一片烂漫的云锦。在北京秋阳的金色照耀下，北京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赵大年，北京作协驻会作家、著名编剧邹静之，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批评家孙郁代表全体参展者致词。北京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刘恒为展览撰写了题为《文学之碑》的序言。
据李青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了131位北京著名、知名作家的珍贵手稿，这是国内首次集中展示上百位在世作家的手稿。
一页手稿一段印迹
我走进宽敞明亮的展厅，一个一个展柜、一个一个展板，细细品读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出它们主人的音容笑貌、风趣逸事、作品叠影，以及他们或长或短、或威武雄壮或沉稳安静的人生轨迹。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格局中，北京作家协会是一个实力格外强大的大团体，不用细说过去的文学大家老舍、赵树理、汪曾祺等北京作协的老前辈;仅以当今数之，王蒙、林斤澜、雷加、邓友梅、张洁、刘心武、浩然、谢冕、严家炎、母国政、凌力、陈祖芬、陈建功、史铁生、食指、张承志、毕淑敏、刘庆邦……都是北京作协集团军中的男将女将，还有周大新、郭雪波、阎连科、海岩、石钟山、徐坤、曾哲、徐小斌、林白、荆永鸣、邱华栋、宁肯、程青等层出不穷的中青年接班人。看着展台上那一页页熟悉的字体，心头的热浪一波一波地翻卷上来――做了20多年的文化记者和文学编辑，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字体，我都早已领略。而且，我自己也珍存着他们留给我的手稿和信件。近年来，由于电脑的介入，带着体温的手稿和信函越来越少了，逐渐变成了珍稀的“文物”。不过，我也没有放弃，而是把他们有内容、有价值的伊麦儿信件也都保存起来了，我觉得那也同样带着他们的热诚，同样闪烁着他们的才华，更有许多灵光一现的思想是从他们的生命本源喷薄而出的。我舍不得撇下这些珍宝，应该把它们留给后世的研究者。
据介绍，本次参展的最年长者是93岁的雷加。看上去只有70多岁的老爷子精神矍烁，一大早就端坐在轮椅上，让儿女们推着赶来了。大家请他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反应灵敏、声音清晰:“嗓音不好听了，所以就不讲话了。”本次展览的最早手稿，是童话大王孙幼军写于1961年的《小布头奇遇记》。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那可是我辈一代中年作家当年的精神食粮。那时，我们谁不知道“小布头”呢，谁不是到现在还会唱“鼠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等儿歌呢？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童话创造的单本书发行量最高的纪录还没有被打破，它依然是今天孩子们最喜爱的童话之一。本次手稿中最有特色的，是张承志用蒙文写的诗歌，那是他上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插队时的青春之作。从那略显粗放的字体，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言之不足，则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则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激情喷发。本次手稿中最独特的，也许要算肖复兴送来的一个旧本子。他的小说手稿竟然是写在这个黑皮的小16开笔记本里的，在已经发黄的纸页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只有少许的修改痕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书写状态是相当流利的，可用“文思泉涌”来形容。
都说是“文如其人”，其实，我更觉得是“字如其人”。你看，王蒙的手稿是随手抓住的两页小信笺，上面匆匆记下几行字、两句话，这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本性――当年，我在他刚当上文化部长时，就发现了他不同于别人的一个秘密:他是一位随时随地都在思考的作家,写作思维好像就没有停止的时候。那时他没有整块时间了，就尝试写诗，短诗，几乎是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有一首写易拉罐的短诗就是在本报“文荟副刊”发表的，可以说王蒙天生就是为文学而生的。林斤澜直到现在还是手写，他老人家的字横平竖直，规矩整齐，像珍珠一样圆润，仿佛能听到“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朗之声，就像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的“呵呵”的笑声一样。张洁的字宛若她的为人，认真，清秀，雅致，看上去仿若上等的女红绣片，特别具有知识女性的美丽动人的气质，我甚至感觉比她的真人还老练、从容。
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中，陈建功的字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熟悉了，那时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矿工，由于有童子功打底，故虽贵为“工人阶级煤黑子”却始终保持了书卷气，字体小而娟秀，让人想起大学校园，直到今天他依然是这种“大学体”。还有一位作家的字我也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他就是刘恒。他的电影、电视剧，全国人民少有没看过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张思德》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还十分清晰地记得30多年前，有一天和《北京文学》老编辑郭德润先生上他家去的情景：西单附近的一间小平房，靠门窗放着一张书桌，上面摆着一个小小的书架，整齐地排着一列书。我们看见他在本子上认真抄录的警句和文学好句子等。就是在那一笔一划的学习中，刘恒从一名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成长为今天的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女作家毕淑敏的字带有男性的刚劲，这也许和她当兵的经历有关，特别是在刚性的西藏当兵，恐怕再细腻的“小女人”也变得坚硬了。不少评论家认为，毕淑敏迄今最好的作品还是她写西藏题材的《昆仑殇》，那里面存有的最刻骨体验的生命记忆，恐怕一辈子也是她最重要的财富了。
偌大的展厅里非常安静，人虽然多，但大家都放轻了脚步，仿佛是不想打扰作家们的思路。还有很多位作家的熟悉的字体，一笔一划，一张一页，勾起了我的工作回忆:某年某月某日，他们给本报副刊写了什么稿子，当时我的欣喜心情，还有发表时的费心斟酌，是头条还是右上，是加花框还是改字体……
谈起作家手稿的种种逸事，老作家邓友梅随口就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文学》杂志创刊时，老舍、赵树理亲自担任主编、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有一次，上级领导组织作家们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参观，当时还是小字辈的邓友梅写了一篇《大凉山的云》，其中有一段描写他颇为得意。大体意思是清晨走到田野里，看到庄稼上有许多露珠，太阳升起来以后，露珠在太阳的照射下变成了雾，在山间飘荡。待到中午时分，太阳升得更高了，雾在阳光的照射下继续变幻，渐渐变成了天上的白云……全没想到，赵树理主编在手稿上批道:“露是露，云是云，雾是雾，小邓你别瞎掺和。”一份手稿，一段佳话，传到今天，不仅是供人回味的故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老作家们是如何手把手地扶植青年作家成长的。可惜这份珍贵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以前大家都不重视这个问题，时间一长，编辑部也就不存档了，只有一些特别细心的编辑保留了一些，其他大量的都湮灭在岁月的风尘里，甚为可惜呀!
保存手稿意义何在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大潮迅猛推动了中国的前进步伐，同时也把金钱的概念快速传递到各个高山洼地、城市乡村。交易市场上出现了作家手稿、书信等等的买卖，这当然也不全是坏事，起码从另外方面起到了重视、珍藏和保护作家手稿的作用。恰逢此时复印机的出现，更极大地提高了作家手稿的保存率，我记得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所收到的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信函等就都是复印件了，听说原件一律被北京大学存档珍藏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件憾事:1994年的某一天，吴冠中先生打电话来，说他有一篇极重要的稿子，要亲自送到报社，这就是他的8000字长文《黄金万两付官司》。本报“文荟副刊”全文刊登后，社会反响强烈，对他那场久拖不决的假画官司案的结案，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可是遗憾的是，当时由于发稿匆忙，我竟没有保留下那份珍贵的手稿。
谈到作家手稿的意义，孙郁馆长说:鲁迅博物馆藏有大量“五四”时期的作家手稿，中外都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展开研究。比如对鲁迅先生的研究，从他对文章的修改找寻他思想的变化，从他用纸的讲究看出当时社会的很多信息等等。再比如还有学者发现，同是许寿裳的《鲁迅回忆录》一书，台湾的版本和内地的就有多处不同，两相对照，可以为厘清文学史上的许多争议问题提供原始的可靠依据。
邹静之从书写工具的角度阐述了对作家手稿的理解，他说:《诗经》、《论语》时代的文字是刻出来的;汉代蔡伦造纸以后，毛笔使书写扩大了，后来逐步出现了唐传奇、元曲、明清通俗小说等等，使文学越来越大众化了。毛笔时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远的不说，离我们最近的有鲁迅先生等等。而他自己和一大批中老年作家都是圆珠笔时代的作家，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
纪90年代初，大家都是靠圆珠笔和复写纸写作，很多人的手指都磨出了茧子。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网络作家，一天就能“写”成千上万字。这一切说明了写作工具越笨拙，语音文字的讲究程度越高。电脑的快速写作改变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将来没有手稿了，可能也就是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有一部分作家支持他的观点，比如小说家郭雪波、宁肯、荆永鸣等，他们认为本次作家手稿展是文学书写时代的一曲挽歌，所以是抱着惋惜的心情来作最后的祭奠和告别的;另有一部分作家如解玺璋、徐虹等，虽不这么悲观，但心情也有点酸楚，因为他们一向喜欢从作家们的手稿中体味其音容笑貌、个人性格特点，他们觉得手稿才是有温度的，因而更能体现出作家的魅力;还有一些作家如徐坤、曾哲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科技必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旧的时代一定会过去，新的也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电脑写作的方便和高效，一方面是无可抵挡的，另一方面也给今天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更适合21世纪的写作方式，当下的文学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写作并没有因为不再手写而变得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就连许多老作家如王蒙、李国文、邓友梅、刘心武、张洁等，如今对电脑也是情有独钟，你让他们再用圆珠笔写作，无异于让他们回到“鱼传尺素”的时代，已经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再说，前面已经提到，没有了手稿，电脑也照样能珍存作家们的印痕。陆文夫先生去世的前半年，我和他有多封“伊麦儿”通信，现在一直保存在我的D盘上，并且可以永久保存。而且迄今为止，强大的电子技术已经能够解决来稿的原始文件储存问题，在时间老人的公正、诚实的记录里，作家们的灵魂自由自在地畅翔于网络的天空之中。故此，我一点不觉得互联网是咄咄逼人的侵略者，不，它是一位好帮手，绝大多数的作家们都宁愿“牺牲”手稿而选择它。
走出鲁迅博物馆大屋顶的宫殿式展厅，灿烂的阳光下，一行白鸽正从眼前飞过，留下一串明亮的哨音，在悠悠白云间回响。对，那哨音是明亮的，这当然和心情有关:刚刚胜利闭幕的十七大，给中国的作家们加了高质量的新油，鼓舞了融入时代建设的新的干劲。作家们纷纷表示:将以满腔的热情和激情迎接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与国家和全民族一起，行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本组照片为展出的部分著名作家的手稿。本报记者吴力田摄
“百名作家手稿展”吸引了不少文学发烧友前来参观。本报记者吴力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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