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1952年9月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
卢中原：经济增长是个传统观念，重在追求经济总量扩张、速度加快和投入产出效率。而“经济发展”的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协调性是指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作用要有机整合，供求总量和结构要平衡合理，产需衔接连贯密切；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共享性是指全体人民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物质文化成果。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在这种提法上的变化，对促进由原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是个更加清晰的导向。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对国际经验教训的合理借鉴。
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后兴起发展经济学，一开始还是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增加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谋求经济快速增长。但后来发展中国家发现面临的问题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不同，比如缺少企业家精神，市场机制落后，经济结构单一，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现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更广，除了重视资本、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还重视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制度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多种要素的组合，并且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是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概括；关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有多处强调。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更深刻、更科学、更符合客观规律，对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结构矛盾和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问题，更具针对性和指导性。无论是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年度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平衡，还是对加快结构调整和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近读到英国《卫报》评论说，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21世纪中国将教会世界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评论，我以为，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进展和实践成效，不仅将造福于十几亿中国人民，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学演进也必将作出重要贡献。
记者：“九五”时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现在还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卢中原：的确，“九五”计划中我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注重经济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效益提高。客观地说，这十几年来，我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改进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较大。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和政策不完善，例如政府职能、考评体系、投资、财税、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还比较滞后，面临艰巨的攻坚任务。二是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到2020年我国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而现在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或者说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快、比重大，对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排放多。在同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可城镇化水平较低，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目前乃至今后二三十年间，我国也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也将产生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在“两化”双加速阶段，加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以买房子、买汽车为消费热点，这些都是加大能耗和排放的耐用消费品，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不懈的努力。
记者：你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还应有哪些转变？
卢中原：首先，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健全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考评体系。要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考核，以引导各级政府按照新的要求去转变自己的职能。其次，要深入改革投资管理体制，转变投资管理方式。减少对微观经济指标的审批，加强对社会公益性指标的规制。严格约束政府投资行为，把投资决定权更多放给市场和企业。第三，转变财税体制，完善财税政策，使之能更多地满足公共服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减少一般经济建设开支和行政性开支。此外，还有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制的转变，要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失代价。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时，要从过去主要靠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支持特定部门的传统做法，转变为普适性和功能引导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能源、环保、技术、竞争和人力资源培训等综合性政策，这样才能形成导向清晰的合力。只有协调推进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使各级政府尽量少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着力做好公共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值得肯定的是，“十一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抓手更加明确了，那就是节能、降耗、减排。可以说，“九五”时期这些切入点还不够鲜明，措施也不够得力。“十五”时期由于受经济偏冷影响，注意力有所分散，节能、降耗、减排效果下降。“十一五”期间找准了问题，明确了任务，又有了循环经济、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和安全发展等新的理念，必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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