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学院集合戏文、音乐、表演、导演、舞美等五系师生之力,联合推出了新编京剧《悲惨世界》。作为教育改革――实践性教学的一次尝试,先后搬上北京和上海舞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好评如潮。借一个形象说法是:一锄头下去,挖了个金元宝。
这出改编自法国文豪雨果同名长篇小说的京剧,照我看,具有剧
就剧目说,将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直接搬上中国京剧舞台,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编、导、演、音乐、舞美等诸多困难,实现小说到戏剧样式的转换、长篇阅读到二小时舞台搬演的转换、外国生活中国京剧呈现的转换,等等。创作者硬是凭着智慧和巧干苦干实干,闯过了道道难关,成就了一台听着耳顺、看着眼熟、站得稳、立得住的货真价实的地地道道的京剧剧目。
《悲惨世界》原著七十多万字,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编剧郝荫柏原本是专门从事戏曲剧本写作教学的资深教师,深谙个中诀窍,他与导演裴福林携手遵循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按照京剧舞台呈现的要求,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删繁就简、突出主线的功夫。剧本撷取了主人公冉阿让命运转折中的几个关节点:出牢狱、遇主教、救芳汀、辞市长、抚孤女、战街垒……等,加以细化,深化,扩大化,形象化,连缀起全剧,既保持了原著的精髓,又给京剧舞台必需的唱念做打舞留出了空间。全剧着力描写了两组事件:“苦役犯”冉阿让和警官沙威之间长达37年的逃亡与追捕的离奇经历;冉阿让为救助妓女芳汀以及实现抚育其遗孤珂赛特成人的承诺而遭遇的种种苦难。两条线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历史空间,扭结交织,互动发展,步步引人入胜,处处奇妙机巧,实属难能可贵。
音乐唱腔设计,则依靠了音乐系的力量,精心设计打造,系主任朱维英亲自挂帅,沈鹏飞、马骏等青年骨干教师主要参与,无论背景乐曲、幕间间奏,还是生、旦、净、丑等不同行当的人物唱腔,都中规中矩,耳熟目顺。特别是主人公冉阿让的唱,充分显示了京剧以大唱塑造角色的艺术手段之规,从出狱时环顾四周无助的孤独,到受主教感化后洗心革面的誓愿,到救助妓女芳汀义抚珂赛特的感慨,以及多次和追捕警官沙威面对面的心灵对撞……等等,人物在这些淋漓尽致的内心展示中得到形象的呈现和完善,而观众也从或哀怨或凄美或激越或昂扬的演唱中,获得了艺术美的感染和享受。该剧摆脱了“洋不洋,中不中”的尴尬,也避开了“话剧加唱”的陷坑。
特别是导演,作为舞台呈现的总指挥总调度,面对这一个极具特殊性的剧目:时间跨度长,场面多而杂,情节曲折,节奏差异,其所遭遇到的难度和挑战,是可以想见的。导演的贡献在于:找到了恰当的形式,让这些矛盾而多变的因素,和谐地融于一体。使全剧有张有弛、有徐有缓、有铁马倥偬的激烈,又有独抒胸臆的细腻,有欢歌曼舞的轻松,又有悲中搞笑(主要通过店主夫妇这对丑角)的调剂……尽显作为导演系系主任裴福林的功力。我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该剧能避免杂沓、纷乱、贫乏、肤浅、拼凑、浮滑,获得成功,导演确乎是功不可没。
就教学改进而言,我以为,这个剧目创演获得的经验,具有更加有用的现实意义和更为深远的启迪意义。首先,它提供了在校师生艺术实践的机会。据统计,该剧参与创作表演的人员,多达一百多人!不说配置齐全的数十人乐队,以表演论,多次群众场面,如冉阿让出狱时遭遇人们抵制、市政府前的群舞、攻打巴士底监狱时的街垒战斗……场面博大,人员众多。如果是专业演出团体,则显然人浮于事,难于承载;而作为学院,倒是让更多人得到实践的机会。缺点转化成为优点。我算了算账,该剧导演除裴福林教授主导之外,还带有两名硕士研究生作为副导演,而导演组更达九人之多(均为导演应届本科毕业生)。显然,这是有意而为之,目的在让导演系的师生们从中得到锻炼,获取新鲜的经验和知识。这方面,导演一个新创剧目和复排现成剧目,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无前例可循,要踏踏实实地从吃透剧本、解剖结构、分析人物、把握节奏、用好手段等入手,是为一次全面的导演实践课。应该说,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
其次,对于教学方式和培育模式的改进,有着更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毋庸讳言,我国传统戏曲的表演人材培养,一贯是言传身教的“传、帮、带”模式,老师、师傅一招一式地教,学员、徒弟一板一眼地学。老式的团带班、师教徒如是;如今的戏校、学院也往往脱不开这种方式。学生毕业了,考核起来,除基功之外,可堪记忆的也往往是在校期间向某某老师学习了某某剧目,或者经某某名师亲授其某某代表剧目等等。这样做,应该说是有益的,甚而是必须的。但,相应的却是艺术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匮乏。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学习期间参与创造性的新剧目实践,就成为人材成长中的最佳机遇。对一个学习传统戏曲表演的学员来说,演出一个新剧目,塑造一个新角色,就要将学到的艺术手段,运用到人物创造之中,就要开掘个人的艺术创造、艺术创新的潜能。他们也就必然得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比创演一个新剧目更为重要、更富长远启迪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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