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这是王鸿祯的自勉。
终于在十七大前夕结束了前后近一年的马拉松式的采访，王鸿祯院士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鸿祯先生是一位地质科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的学生当了院士的就有18位，在各地科研院所和大学里当院长、所长、教授的更是一大批。采访中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嘱咐我：王鸿祯院士不仅仅是专家，他还是大家。专家关注的是局部，而大家的视野是全局，王鸿祯提出和研究的是带根本性的、影响整个领域的问题。在中国地学界，李四光做到了，黄汲清做到了，王鸿祯也做到了，所以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大家。
但是，王鸿祯坚决不同意对他冠以“大家”、“大师”这样的称谓，他说自己只是地球科学界的一名负责任的教师和学者。是的，历史上那些对生命的认识已达到“通透”境界，而学问已成为其生命组成部分的学人，都不需要用外在的“称谓”去证明自己；王鸿祯更不希望因为这些“称谓”引起一些无聊的攀比，分散了学术界对科学研究本身的注意力。由于他坚决地阻止，即使在2006年底，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王鸿祯隆重举行90寿辰的庆典上，都没有一个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提。
也正是在那次庆典上，许嘉璐副委员长的登门道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祝寿信，以及从国内外赶来参加庆典的，王鸿祯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和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过的几代学生情真意切的致辞，使我不禁想探索两个当前人们最关心的两问题：一是，要成就这样一位科学家、教育家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环境？王鸿祯的经历是否能给我们今天的教育带来一些启示？二是，在学术界存在不正之风的当下，作为学术精英能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
遇恩师，小苗得护持
1916年11月王鸿祯出生在山东卞庄一个聚族而居的书香世家，儿时在家族开办的学校里读书。在这样的学校固然很难学到现代知识，但非常重视德育。“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不富强”的教育，使他在儿童时期心里就种下了国家为重，事业为先，仁义诚信的种子。王鸿祯后来的道路证明，童年时代留在心上的印痕一生都会起作用。
镇上的高小生活留给王鸿祯深刻记忆的是美术。后来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写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绘画。小学六年级学地理课，喜欢绘制彩色的中国和世界地图。在进大学前，还曾短期就读于美术专门学校。这些爱好对我后来绘制地质古生物图件和野外地质素描，以及建立地理位置的概念都颇有用处。”
显然，童年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对美术纯粹的热爱和学习，带给他的主要是童心宝贵的自由与快乐，是发散性思维的张扬与释放。
1929年，13岁的王鸿祯考入临沂山东省第五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徐眉生在学校实行教育革新，提倡师生关心社会进步，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校中成立了各种社团。喜欢绘画的王鸿祯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了一个小画社，经常开展活动。同时，读书会、写生组、小剧团都有他的身影。王鸿祯成了全校的小明星。然而这也助长了他的傲气：他对音乐老师出言不逊，他用种种淘气的行为对抗语文老师刻板的教学。“不处分王鸿祯就不许他上我的课”――老师忍无可忍。
“官司”打到校长那儿。徐眉生认为，对有才华的学生也必须有所规诫，但要教育得法。他答应语文老师不让王鸿祯上课，但让王鸿祯到图书馆自学，期末以自学笔记作为语文学习成绩。这样的处理让喜欢读书的王鸿祯如鱼得水。两年多的时间中，他在图书馆广泛涉猎了文史、自然科学书籍，大大提高了自学能力。
感念恩师，王鸿祯每每想起“绵绵之葛在旷野，良工得之，以为?；良工不得，枯死于野”这句话。1990年，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鸿祯去探望时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老校长徐眉生，二人合影留念。采访中王鸿祯指着这张合影对记者说：“如果说我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也能尽力识才爱才，与徐眉生校长和我在中学时的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进北大，找到成才路
1933年，王鸿祯随哥哥来到北平，在一所私立学校继续读高中。该校师资水平很高，管理灵活，学生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这使王鸿祯得以在这座文化古都中阅读大量书刊。他从《独立评论》上读到过著名学者丁文江和胡适的文章，又在报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重大发现。他还去听过鲁迅等文化名人的演讲。1935年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三所名校，均被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的北京大学地质系。
王鸿祯说：“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前后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了一个大师云集的学术界。”此时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都还在；李四光有时也来带学生实习；蔡元培校长刚刚离开，但他的治校思想、学术理念，却已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北大风格。
如果说这些大师对于一个年轻学子的影响更多的是耳濡目染的性情熏陶，是为学之道的示范；那么为王鸿祯日后在地质科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则是一位在北大教书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位研究古生物、地层学的犹太籍教授离开美国。若干年后，美国地质学界发现：他的离去，使美国的地层学研究推迟了20年！
王鸿祯是葛利普在北大时期的最后一班学生。葛利普学识渊博，地学的丰富和奥秘经过他的展示，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他注重从历史演变和全球视野对地质现象进行分析，这也成为王鸿祯后来从事地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王鸿祯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在1600多公里的行程中，他在原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袁复礼教授的指导下，沿途学习地质考察的方法。
西南联大设备仪器奇缺，但购置了不少图书资料。王鸿祯阅读了大量地质构造和古生物方面的专著。这些书虽然比较枯燥，但他把书中的材料和地理位置对照起来读，探索其中的规律，也能找到个中乐趣。他把心得写成书评连续发表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地质评论》上。在中国古生物学奠基人之一的北大教授孙云铸的指导下，一种用科学的方法学习、研究和使用文献资料的能力已在他身上逐渐形成。
正如西方哲人培根所说：“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王鸿祯从葛利普和孙云铸教授那里学到的，正是“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的运用它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掌握，使他开始从事地层和四射珊瑚研究不久，就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连连发表论文，20几岁的王鸿祯已在中国地学界崭露头角。
1939年王鸿祯毕业留校任教。由于教学的需要，他经常在寒风袭骨、尘土扑面的铁皮房内，鉴定从各地采集的大量化石，整理成套的古生物标本。这些工作更加深了他的学术功底。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旁听了许多精彩的文史课。对历史、哲学、文学的广泛涉猎，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日后度过艰辛的人生，准备了胸襟和智慧。
剑桥独辟蹊径，美国遍访名校
1945年，王鸿祯考取了英国的公费留学，赴剑桥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创造了一个令人惊羡的记录：仅用了1年半时间他就完成了那篇后来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丛刊》上的博士论文，而这家刊物代表了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回忆这段成功的经历，对今天的留学生和准留学生们不无启发。王鸿祯认为，原因大约有三：
一是许多准备工作在国内都做了，包括大量文献的精读和一些研究方法的掌握。二是论文涵盖了多学科的内容。王鸿祯说，这得益于剑桥的学术氛围。当时剑桥有一批学者，包括几位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常常聚在一起搞跨学科交流，在他们的影响下，王鸿祯利用已有的全球地质构造轮廓知识，在论文中涉及了时空分布等古生物学以外的学科内容。三是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受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H.D.Tomas的启发，王鸿祯把研究现代生物的方法用来研究古生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美国、法国和前苏联的国际三大古生物专著都介绍了王鸿祯的这篇论文，但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直到30多年后，扫描电镜技术应用于古生物研究，终于证实了当时王鸿祯的正确。
出国前，王鸿祯曾专程赴重庆拜访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黄汲清先生。请他们指导赴英研究方向。李先生要他“当如黄汲清之博”，而黄先生在嘉许他对古生物的研究之外，嘱咐他还要注意构造理论。这对王鸿祯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王鸿祯牢记李四光、黄汲清等前辈叮嘱，不仅认真研读当时在国际地质界占主导地位的名家著作，还研读了当时被忽视的“大陆漂移说”所引发的“固定论”与“活动论”之争。李四光的名著《中国地质》和黄汲清传世之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都在这一时期给予了他新的启迪。之后他考察了法国西北海岸的地质，访问了巴黎的自然史博物馆，拓宽了学术思路。
王鸿祯在英国期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发展中国的地质教育。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的地质系，了解他们的教学组织方法。1947年夏，王鸿祯获得北京大学资助，转道赴美国访问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密西根、堪萨斯和斯坦福等大学地质系，见到了不少名家。若干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47年的美国之行，我开始认识到地质学科的多样性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我日后一直主张科研要有开阔的领域和思路有重要影响。”一个缩小中国高等地质科学教育与世界名校差距的憧憬，在他胸中日渐清晰。
通古今之变，窥造化之奇
1947年底，31岁的王鸿祯回到祖国，在北大当副教授。从“而立”到“不惑”的他，先是于1950年晋升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兼秘书长，又于1952年院系调整中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一直到“反右”前的这10年，都是王鸿祯在教学和管理层面尽展才华的10年。可惜一切才开始不久，便嘎然而止。
在接下来20年的政治运动中，王鸿祯身心俱受摧残，但青少年时期在他生命中种下的人生信念和性格中的坚韧豁达，为他竖起了精神支柱。抱着“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坚定信心，他把委屈求全、忍辱负重权当一种修炼。如今王鸿祯70岁上下的学生都说，晚年的王先生，性格比五十年代那会儿有了很大变化。
王鸿祯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如果一种现象能推算到百万年就相当精确了。所以在地质史的研究中，时间是以百万年为基本单位的。”那么一个地质学家的胸怀与他研究领域的时空概念是否有关？我问王鸿祯。他回答说：“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互动”的结果，是当王鸿祯于“文革”后期被允许参加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编制的我国第一部洲际地质图《亚洲地质图》的时候，他便抛却个人荣辱，披挂上阵，为中国和世界地质学奉献出累累硕果。
1985年，满怀着信任和希望，王鸿祯院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按领域划分，王鸿祯是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古地理学家、大地构造学家。他在这些领域中吸纳了中外地质学界优秀的学术理论，又在研究实践中丰富发展，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成为全球性战略问题。而要搞清油、气、矿产资源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古生物。因为古生物化石的存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那个地区的古环境，据此便可进一步分析是否有形成某种能源或矿产资源的可能。王鸿祯用新的研究思路和观察方法，弄清了古生物四射珊瑚的细微结构，并以此建立了新的分类体系，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开拓性的成果。
地层研究是地质科学的重要领域。它在实际应用中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等相关。因为一些重大的地理、气候变化影响久远，因此不能光看眼前，要往前追溯，才能找出深层规律。最近科学研究发现，一些环境的变化可以追溯到6500万年以前。
王鸿祯对近年来在地层学根本问题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点(CSSP)的程序和方法持保留意见，并从物质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这个方法的缺陷。他改进了全球地层表，建立了地层工作规范、标准等等。这些都是地质科学甚至是地球科学最基本的文件。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本法。
普通人很难想象，搞地质研究的人，还要研究天上的星星。因为这些天体运行的周期，会对地球表层例如海平面产生影响。上世纪九十年代，王鸿祯负责组织这项世界前沿性研究，开辟了层序地层学的新领域。
王鸿祯的一位学生指着地图对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洲、大洋、高山、平原，都是这个瞬间的地理状况，这个瞬间的概念是百万年――这是地学史时间的基本单位。而在地球演化过程中，哪些地方曾是陆地，哪些地方曾是海洋，弄清演变过程，就叫做研究古地理。你要找石油，陆地海洋都会有，但世界34个大规模油田，31个是在原来有海洋的地方。”
“文革”结束后，王鸿祯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主编了《中国古地理图集》。这是一个聚集了古生物、地层、古地理、地质构造等多学科融会贯通的项目，它是王鸿祯广博的学识经过多年沉淀后的一次集大成的展示，是他的“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地球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在古地理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因而，他也开启了活动论的古地理研究方向。
王鸿祯说，《中国古地理图集》跨越20亿年，反映了多种能源和矿产生成与分布的整体轮廓，是国家制定能源开发长远规划的参考。当年，这套图集还没等出版，负责全国石油规划的学者，就迫不及待地把底图拿去作参考。可见对现实工作的指导作用之重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是王鸿祯80岁时，写下的自勉。
“我这样做，我的学生就不会太离谱”
汤良杰，王鸿祯1992年指导的博士生。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盆地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回忆师从王鸿祯的经历时，他说：那时每次把论文拿给王老指导，王老总是要问两个问题:“你写的进展和认识，哪些观点是你自己的？你展示的成果和图件，哪些是你自己编制的？”开始，汤良杰不以为意，随着学术界浮躁的心态在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他才体会到王鸿祯用心良苦。从此，汤良杰时时用老师的教导鞭策自己，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每写一篇论文都要自问：“哪些观点是你自己的？哪些工作是属于你做的？”采访时我向王鸿祯提及此事，王鸿祯说：“这是我对每一个研究生的要求，目的是培养正确的学术态度。”
梁传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研究生教育后，王鸿祯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如今在纽约大学任教。不久前专程赶回来参加王鸿祯90寿辰，记下我的采访提纲，就赶回美国去上课。后来他在越洋电话中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我们写了论文，常拿去给王先生润色，但要他署名，他却不肯。王先生说：‘如果把我名列第一，必须由我执笔，或由我写1/2以上；如果把我名列在后，必须经我审读或让我参与讨论。否则我不能署名。’”
王鸿祯告诉记者：“署名的规则在国外要求很严，在国内只能靠道德自律。我这样做，我带过的博士生就不会太离谱。”
李作明，印尼华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鸿祯在北京地质学院教过的第一届毕业生。现为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一项古生物地层调查，把香港地质历史提前了两亿年。这本与人合写的《香港地质》交付印刷厂之际，他想请王先生写篇序。想到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研究香港地质的专著，王鸿祯慎重地审读了书稿。在他写的序言中，对全书的中肯评价，对晚辈的热情扶持，渗透于字里行间，令人感动。但王鸿祯却说，他对写序言绝不是有求必应，而是有三条原则：一是他不熟悉的领域不写；二是他没看过书稿不写；三是自己亲笔写――目前学术界流行的作者自己写好序言请名人署名的做法，王鸿祯不认同。
王鸿祯的严谨、自律，记者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也深有感触：他的学生中有多少当了院士?最初我写的是“20多位”，这是经过多方访问、认真统计得出的数字，自己觉得一点儿没夸张。可王鸿祯却把此处改成“在北京大学或北京地质学院，由我亲自授课和指导野外实习，指导毕业论文的，有18位成为院士。”
即便如此，王鸿祯还向记者强调：“院士光靠学校是培养不出来的，学校的教育是打基础，主要还是人家日后自己的努力。”
王鸿祯这一改动，让我感动得想流泪！
用“穗重头低”来形容王鸿祯的品格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师从过不同导师的吴正文、马丽芳这对教授夫妇回顾以往，感触犹深。
吴正文，王鸿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地质学院教过的学生。1983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经王鸿祯推荐，成为中国地质大学地矿系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吴正文三上秦岭，写出《我对北秦岭造山带的构造格局及演化的认识》。王鸿祯阅后与他商量，将此文收入他编的一本论文集。原因是这篇论文与王鸿祯论述北秦岭构造的观点不同。吴正文听了非常感动：多年前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与另一位导师的观点不同，惹得他大发雷霆！吴正文说：“王先生的胸襟使我也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马丽芳，王鸿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现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参加王鸿祯主持的《中国古地理图集》项目。当时她在王鸿祯指导下负责研究震旦纪地理状况。图集完成后，学生辈的马丽芳在另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与王鸿祯不同的看法。从此，王鸿祯再写这类问题，就采纳了她的意见。
李廷栋，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到1953年，他是王鸿祯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他向我转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初与王先生一起编古地理图集，需要查大量外文资料。王先生的英语水平是这只队伍中的权威。可是出版社有一位年轻的编辑对王先生翻译的一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王先生觉得有道理，不仅高兴地接受，还向别人称赞：“这个年轻人的英语很不错！”
王训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王鸿祯带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获中日两国的博士学位。对于孙子辈的学生，王鸿祯在生活上关爱有加，但在工作上要求严格，任务紧时就搞“大运动量训练”，教育他做人要有责任心、事业心。有一次王训练对老师说：“我同意您的‘责任心、事业心’。可光这样，做人太累了，我觉得还应该有平常心。”王鸿祯当即表示：“我同意”，并在行动中有了改进。
采访中，我问王鸿祯：“怎么看待责任心、事业心与平常心的关系？”王鸿祯说：“责任心、事业心是我衡量人的基本标准。但是光要求有责任心、事业心不行，还应该有平常心，才能对人多一些宽容、体谅。否则就会苛求。苛求别人，苛求自己都不好，适度才好。我的缺点很多，这是其中的一条。”
行文至此，我有和他的几代学生相同的感叹：“做王老的学生真幸运，真幸福！”（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人物影集
1954年，王鸿祯（左三）带着学生在中条山铜矿区圆头山顶参加野外观察。
1989年，王鸿祯（右）与黄汲清在交谈。
1990年，王鸿祯与国际地质科学史委员会主席M.Guntau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
王鸿祯为学生讲课。
1994年，王鸿祯与夫人在吉林长白山飞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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