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部“通篇没一个‘的’字”的30万言长篇小说《官窑美人》，引起了读者热议。据说，作者程庸先生此举乃是为了“向中国古典文化虔诚致敬”，提醒世人重视“文言文的言简意赅风格。”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部小说的若干片断，拜读之下，不禁脸为之变，胆为之寒。若非有所闻而来，我可能都意识不到“的”的
李茗沁靠着窗台，穿一件中装灰色棉布睡衣，衔着蜜蜡烟嘴，手持黄杨木梳子，很有耐心地把头发往后边拢去。一边吐烟，一边懒懒地眺望窗外。白墙黑瓦，房屋趔趔趄趄，其间一排排树木泛着金色，冷冷地，静静地，像一幅油画，又像一帧泼墨大写意，黑白两色，浓淡组合，云气渐渐地化开……
我尊重程庸先生的追求，虽然我又觉得，以30万言之巨从事此项实验，也过于奢侈了。数年前看过一部俄国电影《俄罗斯方舟》，该片也有一个可与《官窑美人》媲美的绝技：一镜到底。影片场景宏大，人物众多，外景还涉及不同季节，角度变幻多端，画面丰富多彩，但是从头至尾，镜头竟然一次没有切换过，既一气呵成，又天衣无缝。需要坦白的是，看电影时，我光想着窥探其镜头破绽，对于影片实际上想表现些什么，已无暇顾及――但愿《官窑美人》不会这样，让人老是惦记着“的”字魅影，耽误了读小说的正事。无的放矢固然欠妥，径直以“的”为矢，恐也矫枉过正。
现代汉语中“的”字泛滥，识者早有所察，余光中先生多年前即撰《论的的不休》一文，予以痛捣。那是一篇集思辨力度与华美文词为一身的檄文，作者十箭连弩，矢矢中的，把现代汉语中“的”字的种种丑态，硬生生地射成一个破筛子。据余文，我们知道，在古典白话小说里，“的”字不仅相当节制，往往还出现得恰到好处。倘若我们能遵循曹雪芹、吴敬梓等前贤树立的榜样善待此区区一“的”，则该字根本无从污染文苑，程庸先生也就不必费此30万言浩瀚心力，把它赶尽杀绝了。
字林亦如官场，妙在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如“的”，职分原属句子中的侍应生，专司安置文词、照料语序之职，使语言得以逻辑相继、关系相生、错而不乱、纷而有序，正是此字的当行使命。故日常行事，理应做店小二状：低眉顺眼，静听使唤，登场无需一摇三摆，退下倒应寂然无声，喧宾非其所宜，夺主恰是其咎。刘勰“据事似闲，在用实切”的概括，正道出此等“闲”字的千秋使命。使“的”字小鬼当家，致令语言纲常为之一乱的，追究起来，与上世纪白话文初兴时那批“西而不化”（余光中语）的文人密切相关。西文与中文，原具相当大的结构性差异，举例来说，写一部30万字无“的”的汉语小说尚可勉力一试，若是写一篇3万字无“of”或“with”的英语文章，虽起莎士比亚于地下，亦必将掷笔束手。汉字仿佛自带胶水，废黜“的”字，让两个不相干的汉字强行粘连，不仅可以生出意义，有时还能别开生面；而英语一旦离开了“of、with、from”等词，顿成脱水之鱼，无本之木。值西语蔚成时髦之时，如余文列举的何其芳、朱自清、老舍等前辈，都可能不自觉地在西式结构面前亦步亦趋，依葫芦画瓢，写出大量“的的不休”的怪诞中文，流风所及，遂使汉语天然的语感美姿，遭到重创。
余光中先生原是携五色笔飘临红尘的斑斓文士，他对“的”下的种种杀招，均鲜明地踩定文学立场，言外自有一种对诗性母语的殷殷召唤在绕梁。不过，若不拘囿于汉语的诗性美，则此事还有另一面。汉语原有长于诗味、短于思维的特点，“的的不休”固然会斫伤文气文趣，对“的”杀伐过甚，则又不利于汉语走向逻辑绵密之境，如此，文趣固然得以保全，文理则难免滑向支离。对当代汉语来说，捍卫诗性美质虽然重要，拓展并深化其思维表达空间，尤为峻急。为了后者，尚需此区区一“的”甘冒锋镝，效犬马之劳。众所周知，若无“的”字辅佐，句式无由走向错综，大量更具思维含量的内容，必将无从表达。
汉语理当是一种优美语言，汉语又绝不应该仅以“官窑贯耳瓶”般的惊世美艳示人。区区一“的”，尚容更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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