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6年工人,考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书,最后落脚的职业是一名基层党报记者。”赵拴这样介绍自己。
2007年,50岁的《贵州日报》记者赵拴攀上了事业的最高峰――当年8月,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第八届“长江韬奋奖”揭晓,赵拴榜上有名。
面对荣誉,赵拴平淡视之,“15年前,我刚进入报社当上一名职业记者
35岁才开始“基层党报记者”生涯的赵拴,似乎不习惯讲述自己的故事,掏出厚厚一叠微微泛黄的相片,随手翻看,留存在影像里的,是一张张贵州大山里普通老百姓的面孔。对这些十来年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赵拴视若珍宝;对这些凝固在影像背后的故事,赵拴更加熟悉和乐意倾谈。
赵拴翻出低矮木屋前一对农民父子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磨得淡淡的钢笔字迹,记述着采访对象的简单故事:“1994年4月1日下午3时30分,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分水乡王武办事处前锋村大垭村民组,村民组长陶名贵一家。陶52岁,党员。其父82岁,解放初期为当地贫协主席。陶全部家产除这间房(民政部门帮助建的)外,有300斤包谷、一口棺材、3只鸡。陶父20多年前从信用社借的57.5元钱至今还挂在账上。父子俩已几年没吃过肉了。陶已打了几十年光棍,今后还得打下去,因为他家拿不出一分钱。这里不通电。”
赵拴几乎记得每一张照片后面的人和故事,“我常常喜欢跟这些写满痛苦、幸福、祈盼和无奈的脸庞久久地对视,就像是在与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15年基层记者生涯,从1992年到2002年的这10年中,赵拴一直远离省城在地方驻站。在他看来,“贵州地处西部山区,又是农业大省,一个驻站记者,很自然地会把‘三农’报道放在首位,正是在长期的深入接触中,逐渐培养起对农村老百姓的感情。一个记者能为这些贫苦的农民做点什么呢?无非是多深入下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体谅他们的甘苦,记录他们的故事,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赵拴主动请缨,提出开设《走进贫困山乡》系列报道专栏,并独自承担了全部采访任务。整整8个月里,他只身行走在贵州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近200个极贫村寨采访,在这些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村寨里,赵拴与那里的村民和干部同吃同住,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近乎冒险的采访之行,换来的是64篇有血有肉的专栏报道。这组稿件,不仅获得“贵州新闻奖”一等奖,甚至还被誉为贵州“新闻扶贫”的成功范例。
赵拴腿勤,同事们都知道,他有一本破旧不堪的《贵州省地图册》,每一页都画满各种线条和圈圈点点,“采访走过的路线,采访到过的地方,我都把它记下来”。进入贵州日报社不到5年,赵拴就跑遍了全省80多个县(市、区)。迄今为止,他到过全省上千个乡镇、村寨,10多年用过130多个采访本,摞起来近两米高。
赵拴的脑子也勤。15年基层记者生涯,他曾5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4次、三等奖1次),全国省级党报新闻奖、贵州新闻奖20余次,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加起来不下百个。
“在贵州这样的落后山区做记者,吃苦、腿勤、肯跑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善于思索。”赵拴说,“有年轻同仁问我,获奖有无‘窍门’,我说没有,只有‘运气’。就像踢足球,有两点决定‘运气’,一是积极跑动,二是善动脑子,前提是日积月累的技术。我想,这理如同抓新闻。”
常怀对普通百姓的真挚情感,是赵拴基层党报记者生涯一以贯之的情怀,他还记得,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某极贫乡一位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她已完全融入当地生活,并当上了乡村教师。她拿出当年几十位上海知青的合影,平静地对我说,都回上海了,就剩我一个在紫云。脸上却是无怨无悔的质朴微笑。那一刻,我禁不住泪盈眼眶。这些微笑已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永远的激励。”
赵拴的采访本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敬业、责任、良知”6个字。
“责任感因民生情怀驱使而生,使我立下了为普通百姓立言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追求。”赵拴说。(新华社贵阳1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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