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演讲人: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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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朗,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l993年至2001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l995年至2001年同时兼任宗教学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评议组）召集人，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等。 |
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面临着一个多元的文明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人类的文明都是多元共存的格局，而不是一元独存的格局。这种多元文明共存的格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往往纠结在一起，显出异常复杂的态势。这种文化的差异，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又往往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
解决这个多元文明的文化差异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从多方面做工作。
从一个方面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尊重文明和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提倡文明和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应该采取尊重的态度，要尊重他人，谅解他人，进一步还要欣赏他人，学习他人，并以此来提升自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是这几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除了有自己的特殊性之外，在某些方面（常常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也会有共同性，会有彼此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中，往往会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而被人们忽视了，或掩盖了。如果这方面的内容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必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明和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对于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我们中华文化来说，中华文化一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另一方面又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种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也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其中生态意识就是突出的表现。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利目标和物质享受，利用高科技无限度地向自然榨取，不顾一切，不计后果。自然资源大量浪费。许多珍稀动物被滥捕滥杀而濒于灭绝的境地。大片森林被滥砍滥伐而变成沙漠。海水污染。气候反常。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倡导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学者们呼吁人们关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上识仁。”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一封家书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意识。郑板桥在信中说，天地生物，一蚁一虫，都心心爱念，这就是天之心。人应该“体天之心以为心”。所以他说他最反对“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就是豺狼虎豹，人也没有权利杀戮。人与万物一体，因此人与万物是平等的，人不能把自己当做万物的主宰。这就是儒家的大仁爱观。儒家的仁爱，不仅爱人，而且爱物。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郑板桥接下去又说，真正爱鸟就要多种树，使之成为鸟国鸟家。早上起来，一片鸟叫声，鸟很快乐，人也很快乐，这就叫“各适其天”。所谓“各适其天”，就是万物都能够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获得生存。这样，作为和万物同类的人也就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最大的美感（“大快”）。这也就是《乐记》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
我们可以说，郑板桥的这封家书，不仅包含了生态伦理学的观念，而且包含了生态美学的观念。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明代画家祝允明说：“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乎？’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所以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如《香玉》篇中两位女郎，是崂山下清宫的牡丹和耐冬幻化而成，一名香玉，一名绛雪。她们成为在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的爱人和朋友。牡丹和耐冬先后遭到灾祸，都得到黄生的救助。黄生死后，在白牡丹旁边长出一棵肥芽，有五个叶子，长到几尺高，但不开花。这是黄生的化身。后来老道士死了，他弟子不知爱惜，看它不开花，就把它砍掉了。结果，白牡丹和耐冬也跟着憔悴而死。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现在我把以上说的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生”（创造生命）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
第二，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因此，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人没有权利把自己当做万物的主宰，“屈物之性以适吾性”，而应该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使万物都能按照它们的自然本性得到生存和发展，这就叫“各适其天”。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这就是“仁者”的“乐”。
第四，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以上四点，大致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其中包含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美学的内容。这些内容，体现了当今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极富现代意蕴。这些内容，既是民族的，又是全人类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内容，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同样也有这种体现当今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就像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这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大大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对于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黄筌所绘的《雪竹文禽图》，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图为28年前秘鲁境内的一座冰川，右图为2006年同一地点的景象，冰川已大量融化。
聊斋故事连环画《香玉》的封面。
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
演讲人：杨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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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子,男，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1956年毕业于原华中工学院，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现任的主要职务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曾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
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
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民族、文明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能延续五千多年？主要就在于它的文化。是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的文化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在空间上整体地看问题，整体观；在时间上变化地看问题，发展观；而且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深入地辩证地来看问题，本质观。
第一点是整体观。中华民族文化哲理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体观，整体看问题。中华文化认为“天人合一”，就是人同自然是一体的，或者讲客观世界是一体的，主观世界是一体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是一体的。
中华文化很懂得客观世界是整体的，都江堰是个典型的例子。李冰建造了都江堰，带来了一个至今仍为富饶的成都平原，这不但没有破坏与危害自然环境，而且使自然环境更好。因为李冰是全面而彼此协调地按照所有有关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是顾此失彼，顾近失远。当然中华文化也懂得主观世界是整体的。典型事例之一就是孔子的教育。孔子六艺施教：礼、乐、射、御、书、数。礼，德育；乐，美育；射箭、驾车，体育；书、数，智育；这是对一个人德美体智全面发展的教育，而且德育为先。
孔子懂得美育的重要。有一个故事，说孔子向师襄子学弹琴，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师襄子告诉孔子说：行了，弹得不错，可以毕业了。孔子说，不行呀，我虽弹得好，但是曲子的主旨何在，我没弄清楚。又学了一段时间，老师跟他讲，这下了解曲子的主旨了，可以毕业了。他说：不行，我还没了解作这个曲子的人，我要通过这个曲子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学了一段时间，孔子就告诉师襄子，作曲的这个人身材硕大，面略带黑色，双目炯炯有神，凝视远方，这个人伟大呀！师襄子一听，肃然向孔子致敬，他讲：你真了不起！这个作曲者是文王，这首曲子就叫《文王操》。孔子能够通过音乐了解作曲者，非常了不起。故事的真假我无从考证，但他讲明了一个道理，就是音乐、艺术、文学、美育对一个人的启迪非常大。美就是讲和谐，所以礼乐射御书数、德美体智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各有其位，各司其职，既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彼此分裂。
有的东西表面看似“无用”，实际上有用。我曾看过一篇清华大学老校友的文章，说清华大学的精神是“无用”，而“无用”最为有用。他讲的“无用”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表面看似“无用”，实际上非常有用，是基础！
还有，中华文化还把主客观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天人合一”。中医的辨证施治最为典型：不但头痛医脚，脚痛医头；而且因人、因地、因时、因势、因主客观条件不同而不同施治，这是真科学！所以，从总体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这是关键。
第二点是发展观，变化地看问题。中华文化看一个问题，不仅仅重视其全局、联系，而且认为这个联系是运动的、变化的，不是静止的、僵死的。其实，这是从时间发展上这个全局来看问题，即变化地看问题。毛主席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最后两句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是客观世界，“正道”是规律，“沧桑”是变化；客观规律就是变化，客观世界就是在不断变化着，现在谈“与时俱进”就是谈变化，所以中华文化极其注重变化。庄子讲：“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这很对！
举个例子，就是中医的经络学说。在医学的解剖中从来没有发现什么经络。要知道解剖的是死人，死人没有生命这个运动，从而死人没有经络，只有活人才有经络。针灸就是基于经络理论的。即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非常相信针灸。针灸
什么？灸经络点，灸穴位。在客观世界里经络的确存在。经络可能是活人体内某类信息的传递、联系与互动、交换的某种体现。
有的国外专家认为，中华文明能延续五千多年，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文化尊敬祖先。这对！尊敬祖先，就是尊敬历史，饮水必思源，数典不忘祖，无古不成今，不能超越历史去要求前人。这就是时间上的整体观。
第三点是本质观，不仅从空间上整体地、从时间上变化地看问题，而且不停留于表面现象，要深入到本质上去。我们讲联系，联系是变化的；我们讲变化，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就是本质。中华文化一贯认为，事物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本质，但归根结底最深的层次是同一个东西。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更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讲，冰，固体；水，液体；水蒸气，气体，从物质层面上是不同的；从分子层面看都是氧气。从分子层面看，氧气跟臭氧不同；从原子层面看，都是氧原子；从原子层面看，氢、氧、氮、碳都不同，但从粒子层面看又是一样，中子、电子、质子；从粒子层面看，中子、电子、质子都不同，但深入下去看，还有基本粒子。再深入下去，还有更深的层次。所以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本质。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有位老先生，叫涂又光，是冯友兰先生的高徒。曾经有外国人问他，中国哲学最精华的是什么地方？他说，如果只讲一个字，就是“和”，和谐的和；讲两个字，就是“中和”；讲三个字，就是“致中和”。讲得真好！这话是《中庸》上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理非常深刻：“中”要把握“度”，“和”要关系和谐，关系协调；只有把握“度”，事物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关系和谐，关系协调，世界才能美好。《周易正义》里就讲了，易有三个意思，简易、变易、不易，我认为简易跟整体观相关联，变易则跟变化观相关联，不易则跟本质观相关联。仔细想想，这同“对立统一”密切相关。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讲得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自然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此类国外权威记述，并非少数！
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都是世界观的表现。当然，世界观包含了人生观，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世界观，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中华文化说天道有常，世界是有规律的。有什么规律？整体的、变化的、本质的。所以中华文化主张“格物致知”，研究客观世界，了解客观世界，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是一切的根本。
事物就是系统，系统有大小、有层次，系统里有两个最基本的：第一，系统要有元素；第二，元素跟元素要发生关系。所以《周易》第一卦乾卦就讲了元素本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就是乾。人就应向天学习，像天的样子，自强不息地要求自己；第二卦坤卦就讲了元素关系、人际关系：“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要对人、对物、对事厚德，容忍别人，民胞物与，搞好关系。这就把元素以及元素和元素之间的关系讲透了。
为什么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和谐就是指关系要和谐，和谐的前提就是稳定，没稳定就不能和谐，和谐必须稳定，稳定不一定和谐。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差异，一方面要承认和谐，这才实事求是。没有差异，这个世界不存在，要强调多元性、多样化，这个世界才有生气，才能发展。但只有多样化而没和谐的话，要打架，打架就是不稳定，老打架下去，那也不行。孔子讲，要“和而不同”，这是真理。交响乐不仅有七个音符，而且音域很广，交响乐里个个声部的乐器也不相同，音调音色差异很大；这个差异很大，处理得好，可以形成更高级的和谐。所以差异越多，关系处理得越好，可以形成伟大的乐章，形成更好更和谐的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人生观。人生观是人对世界看法的一部分，是对人生的看法。中华文化既然认为天人合一，显然，中华文化对人生的看法是和对自然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多好！一心为别人！又讲：“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天下没有比水更柔软的，但攻坚强的东西时，谁也没它厉害，谁也搞它不赢。《庄子》讲：“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庄子的话是有道理的。从某种观点看，生下来的小孩寿命长，从另一种观点看，彭祖活八百岁寿命也短。庄子所说的寿命长，可以认为是讲人的精神、人的事业可以不死。这也是《老子》讲的，“死而不亡者寿。”
中国人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很有体会。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原来的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是1952年开始建的。建校的时候我参加了，一片荒原，一座荒山，山上一棵树都没有，山下只有几棵树；如今大树参天，浓荫蔽日。当初亲自教我课的原机械系的老师如今几乎都去世了，我很有感触，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们为什么种树啊？是为了后人乘凉，所以永垂不朽。他们肉体不可能永垂不朽，他们的精神、事业却永垂不朽。南宋末年有位诗人写道：“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常伴屈原生。”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伟人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郑板桥非常爱民，写了一首诗：“县衙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肖楚女说：“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还有雷锋，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是非常积极、向上、正确的人生态度。
第三，价值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看法，最根本的是对生死的看法。这里讲的价值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是对各种关系处理的价值或意义的看法。《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矣！”事情是有本有末，有终有始的，要搞清哪个先做，哪个后做。《大学》讲的八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做到后边一条，必须先做到前边一条，前后顺序不能颠倒。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国自古以来讲忠、孝、节、义，就是讲价值观，讲责任。忠是讲要对国家，对民族负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多年，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战胜了前进道路上重重困难，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千万炎黄子孙，前仆后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去做“若为自由故”事情。我知道同盟会第一位牺牲在清政府屠刀下的，叫做陆皓东。他从香港潜回广州，准备组织起义时，被清政府抓了，杀头。临刑时，他讲：陆皓东可杀，但是，继陆皓东而起者，不可杀绝。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夏明翰。夏明翰临刑前讲：“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什么也不怕，敢于牺牲个人。所以我们的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多年，我想关键就在于千万志士仁人他们人生价值的取向，在于他们的精神追求。是的，我们应该“宏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应该有精神，一个民族应该有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及内涵
我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是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最重要的凝现。中国优秀传统就是中国人文精神，也就是民族精神，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讲，归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爱国，文天祥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白非常有骨气，写了一首诗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有骨气。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爱国，有骨气。讲爱国，首先要爱民。我国历史上的伟大爱国人物，谁不爱民？谁不与民心心相系？他们懂得，无民哪有国？民为邦本。孟子讲得非常清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我推荐学生应该好好看看《邓小平》这部纪录片。为什么？最可贵就是一开始邓小平同志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讲他属于人民。现在有的干部，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不对，完全错了；官绝不是人民的父母，相反，人民确实是官的衣食父母。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是非常清楚这点的。张俞写的《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梅尧臣写的《陶者》：“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还有李绅写的《悯农》、范仲淹写的《江上渔者》、白居易写的《观刈麦》等等。要懂得一切都是从人民血汗中出来的，要知道自己是属于人民的。属于人民，就应该为了人民，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且，要为了人民，那就应该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下面我分别来谈谈民族精神的四个内涵。
第一点是团结统一，这是爱国主义最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我们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多年，依靠的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
第二点是爱好和平。《尚书》一开始就讲，要“协和万邦”。我们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富邻。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
第三、四点就是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我认为，前面两点讲的主要是集体，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两点讲的主要是针对个人。如果勤劳勇敢是外在表现，那么自强不息就是内在动力。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讲的“两个务必”十分重要，是我国历史上巨大成功与惨痛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唐朝名臣魏征所讲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现代发展。居安思危，在今天，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就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戒奢以俭，在今天，要艰苦奋斗，廉洁勤政，心系人民。
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融
什么叫中国特色？我讲：背靠五千多年，坚持“三个面向”。如果不背靠五千多年，不用说五千多年，甚至把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历史以及由此沉淀而形成的文化都丢了，数典忘祖，这种民族就失去了灵魂，就会自我埋葬。
中国特色还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向世界，要延拓空间；面向未来，要延拓时间。你不面对现实，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延拓，你就不能改革开放，你就不能与时俱进，不向先进文化学习就要落后。如果不坚持“三个面向”，就没有前进动力，一定会为时代所淘汰，再演闭关锁国的悲剧。
我们坚持“三个面向”，就是要吸收一切先进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在世界上起到本身应该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注重文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序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文文化是第一生产力的引路灯、方向舵、动力源、活水源。所以，我们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文化，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我非常赞成这样一句话：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尊；没有文化自尊，就没有民族自尊；没有民族自尊，就没有国家自强。所以，文化的自觉是非常重要的。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演讲中精辟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一位诗人我特别喜欢，他就是唐朝的诗人刘禹锡，改革派，不怕打击，不怕失败，直面人生，勇于斗争。他对老年人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对新人寄予无限的希望，“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新生事物，他是支持的，“请君莫奏前朝曲，且听翻新杨柳枝”；对秋天，他讲“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春天，他讲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很多朋友到武汉去都要登黄鹤楼，因为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我认为上黄鹤楼主要是可以看见大江奔腾而去的雄伟之势，但长江在武汉不是东去，而是由正南流向正北。大江东去是总趋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大江东去，但有曲折，有回流，有旋涡，有艰险，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而大江毕竟是东去，势不可挡，我相信，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充满必胜信心，深怀忧患意识，万众一心，抓住机遇，扎实工作，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必定无限美妙！
都江堰的远景
毛泽东手书《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昼息鼓琴的剪纸。孔子白天休息弹琴，闵子骞告诉曾子说：“老师平时弹琴声音清澈平和，今天声音幽沉，老师有什么感想才这样呢？”于是去问，孔子说：“我看到猫想捕捉老鼠的情形，弹出这种声音，你能听出不同来，可以研究音乐了。”
长江蜿蜒曲折，但终将东入大海。
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与对外交往
演讲人：李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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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1940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现任中国外交学会名誉会长。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于中国外交学会就职，其后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70年担当驻肯尼亚大使馆职员7年，1985年至1990年任外交部发言人，1993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1年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任外交部长。 |
不同的文明各有特色，但在我看来都追求相近的理想目标――向往和平与发展、公正与自由。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构成中华文明核心的诸多元素中，重要的内在元素是“和”的理念。“和”，就是恰如其分。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都应合乎分寸。“和”，就是和平。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友善相待，国家之间要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暴力。“和”，也指“和而不同”。恰如乐器音色各不相同，在一起却能演奏出动听的乐章，这就是和谐之美。社会应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意味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
“和”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仁爱、包容等其他基本精神相通。“和”的精神对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有许多启发意义。
今天，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仍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国外交也深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正体现了中华文明“和”的精神。
有人问：中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答案是明确的：中国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是胡锦涛主席早就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由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人类进步潮流所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我曾在肯尼亚工作过7年。肯尼亚有一座叫蒙巴萨的港口。十五世纪初，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中国航海家郑和就率领船队到过那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中国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殖民主义，而是亲和；载回的不是黄金和奴隶，而是象征吉祥的长颈鹿（掌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饱受侵略和欺辱，深知侵略和压迫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苦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决不会把自己经历过的痛苦加诸于其他民族。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是真诚的。
我们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或殖民化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中国不追求霸权，不寻求势力范围，尊重别国主权，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力量，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所谓中国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中国未来方向不明，并对中国采取“两面下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多余的。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倡导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合作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相互信任、协调合作，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呵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发展模式应多样化，国际关系应民主化。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我们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总体利益一致。中国的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也不单单谋求自身发展。我们追求通过平等友好合作，妥善处理国家间的利益磨擦，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道路，不谋求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反对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人为地制造矛盾。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的挑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中国在各种国际争端和气候变化、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增强信任等理念，正为促进国际关系稳定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
我们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本着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先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颁发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政策文件，确立了201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努力为延缓全球变暖作贡献。
全球化正迅猛发展，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变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每个文明都更需要认真了解其他文明，谦逊地相互学习。我们任重道远，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郑和抵达非洲的航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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